能被人民普遍接纳与推崇的历史人物，不是可以“封杀”的。不仅“封杀”不了，还会物极必反。“文革”对清官的批判，诱发的，只能是人们的逆反心理。合肥人一直将这座古城视之为“三国故地、包拯家乡”，并引为骄傲，对包公墓的发掘，显然给他们提供了感情宣泄的机会。
包公墓的发掘工作没作任何声张，是静悄悄地进行的，消息甚至还是被严密封锁，但依然快捷得有如一阵疾风，一个早上，就刮遍了全城的大街小巷，闹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这可是包公的家乡啊，平民百姓对包公的感情，岂可用车载斗量。有关包公的任何故事，自然都会格外地引人注意。很快，在流传开来的有关包公墓的故事，就有三则：
一是说，包公生前有一个儿子，这惟一的一个儿子性子还特别的犟，平日总爱跟包公“顶牛”。包公叫他朝东，他准会朝西，包公要他去打狗，他偏偏要打鸡。包公临终时，心想，要是叫儿子做口木头的棺材吧，他准会做成石头的，于是就特意叮嘱儿子给自己做口石头棺材。谁知儿子听了，偏就这一次认了真，暗忖：自己跟老人家顶了一辈子牛，最后一个要求，还能不听吗？于是就真的做了口石头棺材。正因为包公是睡在石棺之中，尸体化不掉，灵魂出不来，就永远不能超生，所以世界上就再也没有出现包公了。
二是说，包公墓室里有三道门，第一道门设了暗箭，第二道门灌满了水银，第三道门放有专斩皇亲国戚的龙头铡、专斩贪官污吏的虎头铡以及专斩地痞恶霸的狗头铡。他的墓是太岁头上的土，谁也不好轻举妄动。
再就是说，大兴集的包公墓是假的，真正的包公墓谁也不知道埋在哪里。因为，包公生前执法如山，得罪了许多皇亲国戚、贪官污吏、地痞恶霸。这些人对包公恨之入骨，将包公焚尸碎骨也难泄心头之恨。包公的家人心知肚明。因此，包公过世之后，从开封运了回来，家人做了二十一口同样的棺材，由合肥当时的南熏门、时雍门、威武门、西平门、水西门、拱辰门和得胜门，七座城门同时朝外出殡，让人真假难辨，谁也不知道包公最后被葬在哪里。
这些扑朔迷离的传说，为包公墓的发掘平添了一层神秘色彩，激发了人们更大的兴趣和好奇心。
沉寂了千百年的黄泥坎，一下子变得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发掘现场很快被围了个水泼不进。已经挤进里边的人，想看得更真切，仍不断向前挪动；站在外层的，更是奋力向里拥。于是围观的圈子越缩越小，越挤越乱，一时间，小孩哭，大人喊，最后乱成了一团。
就在陈廷献探墓的第三天，整个发掘工作不得不中途停了下来。
吴兴汉不得不向市里紧急求援。当天，市公安局就派来了治安民警，为黄泥坎平添了一道风景：沿着现场的四周，拉出了一圈用铁丝网架起的警戒线。
有了铁丝网，围观的人就都被限定在了“楚河”“汉界”之外。不过，总会有几个好事者，带头撞线。有人敢带头，就有人敢效仿，于是，三三两两，趁其不备，变戏法儿似的，就出现在了网内。这些人不及时规劝出去，更大量的人群于是跟着就会明目张胆地跨进“雷池”。
挖出包公墓志的那一天，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显然还是有关包公墓的那三个传说起了作用。人们都想知道，包公是否真没化尸，睡的是否就是石棺，包公墓室之中是否真有三道门，每一道门是否都设有“机关”。最重要的，也是大家最关心、最好奇的，还是那个七座城门同时朝外出殡的故事，都想亲眼看一看，大兴集黄泥坎挖出的是否真是包公墓。
当然，包公墓志的出土，说明了一切。何况，不仅出土了墓志盖，还出土了详尽的墓志铭。墓志铭的撰写者、书写者，上面也都刻得明明白白：编纂包公墓志铭的，是包公的同时代人，同朝同为枢密副使的吴奎；书写墓志铭的，亦是同朝的知国事监书学杨南仲；撰写墓志盖的，同样是同朝“温州瑞安县令”、“甥将仕郎”文勋。?
一下有了这么多珍贵的文物出土，早想在文物考古的事业上大干一番的程如峰，其激动兴奋之情自不待说。就在大伙忙着现场清理的时候，他就已经为自己安排好了一份工作。只见他把包公的墓志石小心翼翼地搬到附近一个坟包的旁边，照着原样拼凑好，找来抹布，蘸着水，一点一点地，把志石上的淤泥擦去。渐渐地便看清了，志石上留有明显的打击痕。
碎成五块的墓志石有明显的打击痕，表明包公的墓志曾经被人破坏过。
谁会对包公怀有如此深仇大恨？这事究竟何人所为？
谁会对包公怀有如此深仇大恨？这事究竟何人所为？这些，不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搞清楚。
程如峰花了整整两天时间，将包公墓志上的淤泥彻底清除干净，这才发现，要把志石上的那些刻文完整地记录下来，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由于时间的久远，又由于人为的破坏，上面有许多字漫漶不清。不过，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志石上篆刻的正是包公的生平事迹！
现在，再清楚不过了，挖出的这个小坟，正是包公墓。不仅是包公墓，还是包公夫妇二人的合葬墓。因为墓室中不仅出土了包公的墓志石，同时还有“永康郡夫人董氏”的墓志石。
然而，当这一点已经确信无疑之时，另一件几乎不可思议的事情，便凸显而出：从事古人类学的方笃生发现，全部的人骨，只来自一个人的骨架。这就是说，从包氏夫妇二人的合葬墓中收集到的，实际上只有一个人的遗骨！
这遗骨，究竟是包公的还是包夫人的，一时难辨。一口棺材放着两个墓志铭，在中国的考古发掘史上更是罕见。而合葬墓的墓室中又只放有一个人的遗骨，就更是旷古绝今了。
更奇怪的是，当程如峰把已经碎成七块的董氏的墓志石往一块儿拼时，结果发现，无论怎么拼凑，它都缺了一个角。他请民工把墓室里面的淤土，仔仔细细地又过了几遍筛子，可那缺了的一角却好像被蒸发了，或是溶化了，再也找不到！
整个墓坑里的填土，均为纯净的“五花土”，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那种“墓土”，而那些土并没发现有被扰乱过的痕迹。可是，包公的墓志石裂成了五块，董氏的墓志石碎成了七瓣，而且还缺了一角，又分明是被十分恶劣地破坏过。这究竟都说明了什么呢？
程如峰百思不解。
吴兴汉和方笃生，也觉得事有蹊跷。
探墓技工陈廷献，虽说在操使“洛阳铲”上有着两手令人叹服的绝活，此刻也是惊得大张着嘴巴，露出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
在现场，最感到意外的，可以说，莫过于包公三十三代孙包义旭了。当包公的墓志石还是从偏离墓群的那座小墓中被发现的时候，那一刻，他就呆若木鸡一般地死死地盯着正在向上升的墓志石。
“这怎么可能会是包公墓？”他嗫嚅着，如坠五里雾中。
自从记事时起，每逢清明时节，他都要跟着家人到这儿来祭扫包公墓，每次祭扫的可都是最上面那座又高又大的坟墓呀！?他的大大（合肥人称父亲），他大大的大大，祭扫的也都是那座主墓。这么说，包氏后裔年年祭扫包公墓，年年都摸错了老坟头？
他是亲眼看过《包氏宗谱》的。《包氏宗谱》的文字记载和墓图所画，可全都是那座高高大大的主墓！难道祖祖辈辈世代相传的家谱也搞错了？
包义旭向离小墓三十多米开外的那座高大的主墓望过去，目光中，充满着震惊。他眼中那原本熟悉的主墓，突然间变得不真实，变得陌生起来。是呀，夕阳的余晖中，那巨大的坟冢里，埋藏着的究竟是些什么呢？
包公的后裔为什么也会闹出个不知情的荒唐事呢？
史书和方志显然都没有答案，翻遍了宋人笔记也寻不到一点儿蛛丝马迹。这天，程如峰找到了包氏后裔中最年长的包公三十三代孙包义旭。
包义旭摸着自己的光脑袋，苦笑着，摇了摇头。他同样也说不清道不明。
“你们《包氏宗谱》上应该有详细的墓图呀，就一点也回忆不起来了？”程如峰盯着他问。
包义旭依然是无言地苦笑。不过，包义旭对程如峰还是很有好感的。这些日子，他每天都和老程一起乘班车赶往黄泥坎，傍晚时分又同搭一辆公交车回到城里。他发现身旁的这位“文化人”，对自己非但不歧视，反倒很客气；对清理包公墓也十分用心，每天都把现场的情况点滴不漏地记在随身的一个本子上，把出土的包公墓志视作珍宝。他觉得程如峰这个人是值得信赖的。
包义旭默思了片刻，终于开了口：“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这天晚上，他们在约定的地方碰上头以后，包义旭带路，二人向离包河公园不远的宁国新村走去。一路上，包义旭很兴奋，话也多了起来。他给程如峰谈起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包家内部的故事。
他说，包公因为是突然离世，当时的宋仁宗赵祯很是悲痛。仁宗皇帝为追念包公生前的功勋，不仅照顾他的儿孙在朝为官，还特别敕赐了一位“奉祀生”。这个“奉祀生”，通常叫“恩生”，在包氏家族中，历来被看作族长。既负责管理包公祠堂、包公墓园以及有关包公的文物和文史资料，还代表包氏的后裔接待来访的客人。因为“恩生”是世袭的，一般只能由长房长子接任。正因为这个人是一族之长，大家就都尊崇他，也都听他的。过去“恩生”就住在香花墩上的包公祠旁边，所以包家人不叫香花墩，叫它“包墩”。“包墩”可以说是包家的一块“圣地”，天下包氏的后裔没有不知道“包墩”的。
他说，最后一代“恩生”，是包公的三十五世孙，叫包先海。包公的画像，《包氏宗谱》，都保存在包先海的手里。据说，那幅包公的画像，是在包公生前画的，大小和真人差不多，白脸，长胡须，头戴乌纱帽，帽翅儿很长。因为包公的个子不高，上朝时文武百官常常挤得他透不过气来，宋仁宗赵祯特地赐给他一顶帽翅很长很长的乌纱帽。这办法很管用，从此以后，再也没谁敢挤对他了，怕碰坏了他的帽翅儿得罪了皇上。那张真人大小的包公画像，从元、明、清，经过民国，一直传到了包先海。那画像平日是用黄绫子口袋装着，放在一个早已磨得发亮的樟木盒子里。每逢农历春节，大年三十，包先海就把画像取出来，挂在包公祠的中堂上。全族人都集中在那里，然后，按辈分一代一代地瞻仰祖容，叩头拜祭。过罢年，画像就又收起来。日本鬼子来时，大家四处逃跑，包先海跑到哪里，就把画像、家谱背到哪里，传家宝是不能丢失的。解放后不久，市文化局一位干部找到包先海，说是要把包公画像调到北京鉴定鉴定，假如真是世代相传，那就是国宝了。包家一合计，猜想这恐怕是要把它献给毛主席，又激动，又舍不得。大家认为送上去后，八成不会再送回来了。包先海就把画像拿到照相馆，拍了一张黑白的底片，然后，印了好些张，一家发上一张，留作个纪念。谁知，有一天，包先海高兴地直着嗓子对大家说：“祖宗像在故宫博物馆展览了三个月，又被送回来了！”
包义旭说得眉飞色舞，忽然想到了什么，叹了口气，就再没说话了。
走进包训芝家，程如峰才知道，自己走进的正是包氏家族最后一代“恩生”的家。包先海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女儿就叫包训芝。包先海原打算在肥东县大包村老家的亲房中间抱一个侄儿做继子，好让“恩生”后继有人，谁知，解放以后包公祠由人民政府接管，“恩生”的事便从此作罢，包先海抱的儿子也就一直没有到城里来。一九五四年农历八月初八那天，包先海去世，包公画像和《包氏宗谱》就都由女儿包训芝保管。
程如峰十分希望亲眼看一看包训芝保管的这些东西，但他怕这些东西很难逃过浩劫。所以问得格外谨慎。
提起画像和家谱，包训芝话没出口，眼睛就红了。她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包公祠里用檀香木雕的包公像就被合肥工业大学的红卫兵用刀劈得粉身碎骨，两旁原有的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的雕像，统统被打翻在地，连石刻的包公像也被砸毁。后来，合肥教院的红卫兵知道她就是世代守候包公祠的“恩生”之后，大字报一直贴进了她的家。那几天，她怕极了，就主动把包公画像和《包氏宗谱》交给了街道上的居委会。再后来，画像和家谱就全被红卫兵搜出来一把火烧了。包公的画像画在宋代的麻鲜纸上，不大起火，尤其是陈年的画轴，根本烧不动。红卫兵干脆就把它挂在一棵老槐树的枝桠上，浇了煤油烧，烧得狼烟四起。同时被烧了的，还有当年包公的一张任命状，和收藏至今的包公生前穿过的一双长筒朝靴。
包训芝回忆说，当年包遵年见这场面气不过，抢过扫把要去打学生，结果被学生揪将起来游斗，还被剪成了“赖梨头”。
程如峰注意到，包训芝讲这段往事的时候，虽然流露出一丝难过和惋惜的情绪，但并没有明显的不满，甚至很平静。这毕竟还是在一九七三年，令人生畏的阶级斗争，还在“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包训芝岂敢在一个陌生人面前口出怨言。
但是，包训芝的家到底是世袭“恩生”，长期处在包氏家族的中心点和制高点上，因此，毫无疑问，她知道的内情，要远比包义旭丰富得多，全面得多，也翔实得多。当程如峰问到包家是否藏有包公墓图的可能时，她想了想说：“没有单纯的墓图，家谱上画有墓图，家谱虽然被烧了，但那本家谱我看到过，大兴集那是包公墓不会错。那儿除原先就有的十几座老坟外，后来包家的任何人就不准再葬在那儿。”
程如峰追问道：“肥东县的包村，是包公的出生地，那儿还会藏有家谱吗？”?包训芝摇着头，说：“不会有了，不可能有了，收藏的谱早进造纸厂了。”
程如峰十分懊恼地感慨道：“不管怎样看待包公，包公他毕竟是历史上极有影响的一个人物，有些重要的东西总该保留一点吧。我们不能不要中国的历史，一概否认老祖宗！”

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