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先生走后的几天，我的脑子里突然迸出个念头：登琨艳又该踏上游荡之路了吧？前几年，我们一起在太湖大学堂静修。他很用功，每天下午准时到禅堂打坐，晚上在饭堂听怀师讲经说法，隔三岔五还可以听到他文采飞扬的修行报告。
几年下来，登琨艳确实已非同一般，每隔三天才吃一餐饭，人却格外精神，双目炯炯有神，戴了几十年的眼镜也脱下了。他在庙港的村子里租地筑屋，像是打算长住的样子。可我知道：他那颗游荡的心并没有安定下来，只是想要亲近南怀瑾罢了。如今没有了怀师，他肯定又将风尘仆仆地上路了。
学农出身的登琨艳，跨行追随建筑大师汉宝德数十年。80年代初建立工作室，以“旧情绵绵咖啡馆”和“现代启示录啤酒屋”一炮而红，被誉为台北最具特色与创意的建筑。登琨艳颠覆了传统建筑，将建筑和室内设计、文学艺术融于一炉，设计出一系列临时性的“实验建筑”。他以“蜉蝣”短暂的生命比喻这些作品，称其为“蜉蝣建筑”系列。一时间，登琨艳成为台北最前卫的流行象征之一，台湾建筑界的传奇人物。
事业如日中天时，登琨艳忽然出走，独自一人浪迹天涯，到欧洲、美国和印度流浪。1990年，他的脚步在上海停留下来。“初到上海时，她还在沉睡。”登琨艳说。厌烦了台北光怪陆离的生活，登琨艳选择上海作为他安顿、思考的落脚地。他在黄浦江和苏州河交汇处一栋旧公寓的顶层阁楼住下来。打开窗户可以尽览外滩“万国建筑博览会”和浦东的绚烂夜景。闲来一杯红酒，一部《庄子》，悠然自在；或者骑着自行车穿越上海的大街小巷，敲开陌生人的家门要求参观。江南破陋的老镇、过街骑楼、朱雕门楼和水乡古宅都令他迷恋。
在上海沉潜10年，登琨艳重出江湖。他选择把杜月笙留下的一个旧仓库改造成工作室，尽可能保留古旧原貌。登琨艳赋予老建筑以新生命，吸引了一批批艺术家，他们租下苏州河畔大大小小的旧仓库改造成工作室，成功地阻止有关部门把这一带建筑物拆除，使之成为上海的创意产业基地。他因此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遗产保护奖”，成为因“工业建筑保护再生”而获奖的全球第一人。
我被他的故事吸引，在好友高信疆的介绍下结识了他。第一面的印象，此人温文儒雅，又自视甚高；混迹红尘，但内心有隐逸的气质；追求时尚，骨子里却是个道地的传统文人。登琨艳指着窗外苏州河对岸林立的华厦说：“当初那些都不存在。这10年来，上海的变化着实惊人。”听他一口一个“我们上海如何如何”，我忍不住提醒他：“我才是上海人呢。”他漫不经心地冒出一句话：“噢，我是新上海人。”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新上海人”这个名词。
此后，登琨艳经常推荐我去欣赏他的作品。一处是张爱玲纪念图书馆。原本开发商是要建小区会所。自称“张迷”的登琨艳说服他改变了主意。整座建筑呈白色，俯视是个“孕”字，顶端是个蛋形的屋顶，说明张爱玲是孕育海派文化的蛋。室外空间一半种竹子，一半是法国梧桐。围墙以透明的玻璃制成，游走在竹林之间。玻璃围墙上喷绘有张爱玲手迹。作家离不开文字，文字离不开纸。纸便成了塑造整座纪念馆的素材：或是一张随意飘扬的稿纸，飘到屋顶变作采光的天窗；或是一张揉掉的稿纸，挂在树上便是避雨天棚，象征意味中含有实用功能。
2002年前后，南怀瑾先生打算在吴江庙港镇购地筑屋，要找建筑师，我把登琨艳推荐给他。尽管怀师最后没有让他设计，但很欣赏他，还饶有兴味地爬上了登琨艳住的阁楼观赏黄浦江的景色。
2008年夏，我开始在太湖大学堂常住，路经上海时去拜访登琨艳。此时，他已无奈地被挤出了苏州河畔，接受杨浦区政府邀请，担任黄浦江畔旧工业区改建工程顾问。登琨艳赔上数千万元的积蓄，将一片老厂房改建成滨江创意产业园区。多家文化企业、艺术工作室和餐厅已经进驻，一切皆已初具规模，登琨艳踌躇满志。我告诉他准备去怀师那里静修。他说，过一阵会来看我们。
几个月后，登琨艳果然来到太湖大学堂。怀师劝他放下红尘俗世，在此地静修。他二话不说就搬了进来。后来才知道创意产业园区的事弄得他很烦。他接受不了某些潜规则，遭到无理排斥。从此登琨艳和我开始了朝夕相处的修行生活。
其实，他还没有完全放下滚滚红尘，时不时会溜出去游荡几天。或是接受印度大学的邀请去讲佛教；或是到日本京都去考察古庙；或是回台北指导博士研究生。他曾经想去江西贫困山区办职业学校，也去过河南登封策划一个“世外桃源”般的社区。可最后每每落空，人们要的只是用他的名人效应换取商业利益，没有多少人会真正欣赏奇思妙想。最近，他的心愿是发掘修复尼泊尔一处阿育王时代的佛舍利塔遗迹。
登琨艳终生未娶。这个孤行客的人生，就是一个永远在追求梦想的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