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海大和尚：有一些政治家，是从学术界来的，同时他们又会回归到学术界去。看起来寺院，在知识分子卑贱的时候帮助了他们，但是他们也是有回报的。他们参加了一些文化建设，比如说写写画画、整理图书，整理档案等等。现在我们柏林寺也很注意这方面的交流，所以寺院里的文化气氛、文化品位，恐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靠一些知识分子来提升充实。同学们可以回去相互转告，我们还是很欢迎一些知识分子到寺院来住住，欢迎大家。（掌声）在你们写论文的时候，在你们准备GRE 的时候，在你们考研以前，到这里住一住。欢迎你们到寺院来做一些文化工作，互相都有所帮助。（掌声）
冯老师：拿我个人的几十年来说，是深受寺庙和僧人的恩惠。小的时候没书可读，亲近了海灯法师、本光法师和贾老居士，贾题韬老居士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善知识。在他们那里受到启蒙，受到提升，当然也与自己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最近几年，说句话大家不要见笑，我一家的生活费都是柏林寺和云门寺资助的。如果不是柏林寺和云门寺，我自己真的很惭愧，连找钱的本事都没有。
明海大和尚：这些是微不足道的，每年冯老师都要在这两所寺庙里讲课，我们给他的讲课费，只是你们大学里老师讲课费的十分之一或者是百分之一，是很微薄的。
冯老师：今年我的女儿又考上了大学，佛源老和尚考虑到我大概交不上学费，最近在云门寺，一下给了我三万块钱，说：你小孩子要读书，拿去用。（掌声）
明海大和尚：我们纵观几千年的文化史，特别是近代史，从鸦片战争以后的这段历史是最复杂最沉痛，也最有声有色的一段。在这段历史里面，我个人的印象，有很多重要人物也都与佛教文化有着不解的渊源，比如说戊戌维新中的谭嗣同、梁启超，还有一些革命先辈，像瞿秋白、周恩来、毛泽东等等，所以近代的思想家，革命家，社会活动家，都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
同时，在这一时期，这些仁人志士，一方面要救亡图存，另外一方面也在思考中国文化的走向。在鸦片战争以后，上个世纪初，关于中国文化走向的讨论特别地多。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似乎有印象，这个话题讨论了也没能有一个结果，现在大家还在讨论，回到原来的地方继续讨论。
对近代史的中国文化的这个过程，冯老师您自己有什么印象？
冯老师：我借用黑格尔很有名的一句话吧，“一个观念到另一个观念的转变，在思想里面是很容易的，但在历史中可能需要几十年，乃至好几百年的光景。”中国的因缘很特殊，在汉唐的时候，注重于经世治国之道。到了宋明时期，讲究心性之学，一方面把佛教的理念思想融入了儒家的思想体系；另外一方面，也忽视了经世致用之学。到明朝亡国的时候，有很多知识分子、士大夫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让他们带兵打仗他们不会，让他们出谋划策他们也不行，只有以死谢社稷，以死谢君王，这是搞心性之学的一个盲区，一个误区。
怎样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汲取经验教训，而把合理的光彩的地方集聚起来。另外，中国与西方文化有对比性。西方从古希腊的文明发展到近代文艺复兴以后，它的科学技术的确是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挑战，是在中国几千年来所没有遇见过的挑战。功利性的思想，以及对世界、对宇宙、对人生的认识，产生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怎样转变这个观念，使中国能够合乎于世界大潮，走向一个健康发展的道路，的确需要好几代人的摸索。如果全盘西化，那肯定不行；保持民族文化的特质，完全拒绝西方的文化，也行不通，那样只有消亡。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办？在辛亥革命前后，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很惶惑，尽管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甲午战争被日本人打败以后，洋务运动失败了，大家又陷入一种空前的危机之中。
直到杨仁山先生从日本取回了一些唐代失传的佛教典籍，特别是“唯识学”的经典，哎呀！这才又看到了希望。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西方的那套科学技术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人心来的，从认识来的。研究我们的理性活动是怎么运行的，这些是西方的强项，可是这些内容在“唯识学”里有着非常丰厚的、非常深刻的阐述。中国人一下子找回了自己的信心，感觉到“唯识学”可以对抗西方的伦理学、自然科学这些知识。这是中国古以有之的，只不过唐武帝灭佛之后，这些典籍在中国就消失了。所以从民国初年一直到四九年，都有一股非常强盛的学习“唯识学”的热潮。这个热潮极大地提升了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理论思维的高度和广度，那个时候的确是群星灿烂，焕然一新，是很令人鼓舞的。从太虚大师、欧阳竟无、到印顺法师、熊十力等等，很多人都深入到“唯识学”的研究之中。可以说，当时在中国，有成百上千的顶极的思想家和科学家，都受到了“唯识学”的洗礼。
随着现在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思想解放不断地深化，我想当中国人的思想、中国人的智慧焕发出来的时候，全世界都会被照亮的。汤因比先生，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在六十年代和日本的池田大作（也是一位佛教徒，属于日莲宗，后来发起了创价学会）有一个对话，叫“面向二十一世纪”，就谈到当今世界的几大危机，如核危机、生态危机、人口爆炸、恐怖主义、东西方文明的对立、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以及与儒家文化的对立。最后汤因比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也很奇怪。他认为以后世界要走向大同，才能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
第三次世界大战，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打，但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怎么打。到了第四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人们是用石刀石斧相搏斗。
明海大和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意识形态为基础，东西方形成了冷战的格局。冷战结束以后，整个世界的形势，以及文化的趋势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一方面现代的通讯手段和交通便利使地球愈来愈小。在人类遇到了一些共同的难以解决的问题时，如环保问题、和平问题、生命问题，各种文化特别是东西方文化之间互相地融和碰撞、取长补短，比以前更加地频繁了；另外一方面，虽然冷战结束了，但整个世界因为人口的增长和生存资源的紧张，国家民族之间的竞争比起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纵观当今的世界形势，国家民族为生存所展开的斗争，如果在以前更多地还局限在经济、政治、军事的领域，但是在现在，文化甚至宗教信仰也被席卷进来。在美国，有一个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于1993年提出了“文明的冲突”一说，最近还有一个新词叫“软势力”。在这种形势之下，我们国家的党和政府也认识到，要重建中国的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对于增强国家民族的凝聚力，提高现代国家的竞争力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关键的。在夏令营中也有人提到，新一代的年轻人，与传统文化之间总是感觉有隔膜，很疏远。所以对中国文化的重建工程，特别是怎么样使青年一代，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建立一个认同，使它真正能够变成我们人格和生活的现实，变成我们强化民族生存的力量，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有人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如儿童经典导读。在大学里，如北大附近就有一个学堂，在这方面冯老师有什么想法？
冯老师：用汤因比的一句话说，“面对二十一世纪，拯救世界需要一个刘邦”，需要象汉高帝刘邦那样的人，实际上他所指的就是需要儒家文化，现在所说的儒家文化，其实严格说来是中国儒释道一体的文化。当今的年轻人，因为教育制度的缺陷，大家都比较注重于理工科的学习，对文科方面有一定的忽视。从我们现在的领导人，比如温家宝总理最近一系列的对外对内的讲话中可以看到，很多观点都是从儒家的立场上出发的。这也是一个信号。我相信，从现在开始，国家的主流文化、主体文化要逐渐向儒家文化的复兴靠拢，这是必须的，而且是必然的。
当年有人问我，冯老师您为什么要搞一个书院？我认为书院应该搞，为什么呢？从简单来说，只要有寺庙、僧人，佛教就在延续，那怕在一些时节里它再衰弱，只要有一天因缘际会，出现了一位祖师菩萨，佛教就能再次兴盛起来。但是儒家的情况呢？从辛亥革命以后，废书院，办学校，大家都去搞数理化、考理工科，中国民族文化的灵魂没有了。从这几十年的社会实践来看，企业无信誉，个人无信誉，政府的某些机关也不讲信誉，经常是朝令夕改，贪官污吏愈惩愈多。前几天国家审计署审计出来的数据让大家都瞠目结舌呀，非常可怕。为什么呢？许多人连起码的廉耻都没有了，国家怎么搞得好呢？（掌声）
儒家的学说是仁义礼智信，我给自己的书院提了九个字：仁、信、忠、恕，礼、义、廉、耻，再加一个智，如果没有智慧的话，就又成了书呆子，没有用了。仁、信、忠、恕，礼、义、廉、耻这几个字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可以提升我们的人格。不知道史的人，不足以谈文化；没有德操，没有强大的道德智慧，就不足以谈使命，所以说，如果我们不在仁、义、礼、智、信上强化，那么用现在的话来说，发菩提心是一句空话。
最近我在讲课的时候，也提倡一个“公”字，为什么讲公？有很多修行的人从自我出发，从个人狭隘的立场出发，很烦恼，使自己使不出劲来，眼界也打不开。如果从公的角度出发，把眼界放宽一点，所谓的放眼世界，那么最起码也会少烦少恼了。
明海大和尚：人总是有偏见、偏执、有排他性，偏执是以自我为中心，佛法对治的就是偏执。其实我们不学佛以前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学佛以后以信仰为借口，以信仰为手段来强化自我中心，那就偏离了佛法。有的人学佛以后，总觉得不学佛的人就是魔，就要下地狱，这就是一种排他的心理。还有的，虽然家里的人不能接受，他也非要烧香拜佛，非要供佛像。家里其他成员的感受，我们学佛的人也是要考虑的。首先要考虑他们能不能接受，还要考虑住房条件、消防安全、环境污染等等问题。烧香并不一定是烧得越多越好，越高越大越好，我们柏林寺最近就提倡“文明进香”活动：“献佛三支香，文明又吉祥”。我们在学佛以后，心量应该是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正如刚才冯老师所讲的，心一定要“公”。
冯老师：很多学佛的人，很仰慕禅宗的“大彻大悟”境界，也很仰慕华严宗的“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的境界。这样的境界，如果是一个人去修是很费劲的，但实际上一个“公”字也就是这样的境界呀！（掌声）
明海大和尚：刚才我忘了介绍，冯老师说自己是“无票子，无帽子，无位子”，其实他是有位子的。他在成都创办了“龙江书院”，当然他是院长，这是有位子的。这个书院是冯老师一个人以自己的力量创办起来的，以儒家文化为基础来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他所做的工作。（掌声）
但是我觉得，民族的生命是文化，文化的生命呢？应该不仅仅在文化的载体上，比如说寺庙的建筑，以儒家来说，就是一些书籍和读书人。您觉得文化最核心的是什么？
冯老师：中国有一句话“道在得人”，而且是“传承不断”。中国儒家讲道统，佛教讲法统，禅宗讲传灯，灯灯相续乃无尽，它必须需要一代一代的接力，才有连续性，才有长远性。我们知道虚云老和尚，大家都很景仰他，非常了不起的大菩萨。虚云老和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弟子，净慧老和尚算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香港的圣一法师，现在全国佛教协会的会长一诚老和尚，云门寺的佛源老和尚，北京的传印法师，还有很多很多。现在谈到一些真修实干的道场，我们数数基本上都是虚云老和尚的弟子在住持。
我们现在中国佛教之所以有这么一番气象，都与虚云老和尚，他一百年的修行，百年操练的道场是分不开的。你看主要的几个禅宗寺庙，像南华寺、云门寺、云居山真如寺，包括咱们这里的柏林寺都应该算是虚云老和尚名下的。每届夏令营，净慧老和尚的智慧，深深地倾倒了所有的营员。还有咱们大和尚的风采，连我自己都是非常感动的。我之所以经常到柏林寺来，一方面是受到老和尚的感召，另外一方面也是看到大和尚的贤明，大和尚是非常有德的。
明海大和尚：冯老师总是善于鼓励后进。（众笑）每次听到冯老师对我的赞誉、鼓励，想起冯老师给我的夸奖，我必须硬着头皮干。（掌声）
冯老师：大家知道大和尚是北大哲学系毕业的，他的视野、他的思维、他的学问，各个方面都是非常优秀的，当年他考北大的时候，是湖北省的高考状元啊，第一名呀！（掌声）
明海大和尚：我倒宁愿是第二。（笑声掌声）
冯老师：为了承担历史的使命，毅然出家，这种大智大勇的精神，我就非常的佩服。我自己就没有做到，还放不下，在这方面我是远远不如大和尚的。
谈到这个使命，我自己也有使命感，为什么呢？我所学的知识，所受用的智慧，基本上是从老和尚们那里传过来的，现在要还给寺庙，要回向给大众。我这个年龄，严格说来也不大，才五十五岁，但身体不怎么好，为什么？因为先天不足，后天又失调，困难时期吃过糠，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下过乡，文化大革命后期又挨过枪，在雪山上待了八年，现在又下岗，又没有饭碗，（众笑）所以也是伤痕累累。自己出了一些书，有一点儿小名气，也有些懈怠，后来在家里面呆着，就这样懈怠下去，很快也就消沉了。但是自己心里还是有一种潜意识的使命感，还是觉得应该有所挑战，觉得现在的文化，没有人去提，没有人去做。四书五经有哪所大学在谈呢？哪所大学在教儒家的道统呢？没有。既然没有人干，那么我来干，当时也去动员了很多人，大学里的这个校长、那个教授，别人都不感兴趣。在四川有一位主管教育文化的副省长，问我办书院有多少效益？我一听，大吃一惊，副省长会问这样的问题。他们不干，我自己干。（掌声）
大家知道岳麓书院，虽然名气很大，但现在也只是一个旅游的地方了。在那里，听听古琴就收十块门票，吃碗茶又要收几十块钱，实际上只剩下一个招牌，没有人去操练的。尽管国内也有很多这样的书院、那样的书院，但都是只有招牌，没有实际的活动。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些朋友也搞了诸如此类的活动，让我跟他们去韩国，去马来西亚组建很大的场面。我告诉他们：这些场面，我玩不了。你们是天上的星星，我是地上的麻雀，你们去玩大的场面，我是想脚踏实地地干一点具体的事情。如果大家都去不着边际地唱大戏，开一些学术交流会之类的，没有实实在在的东西，对社会对我们的文化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我是希望把儒家的理念，同时结合佛教禅宗的理念，在民众之中传播。也是受到了老和尚的启发，第一我不愿意搞少儿读经，因为小孩子的变数太大；第二不愿意搞净土，前几天到深圳，看见他们办的万姓先祖纪念堂，那里也是几十个老太太、老太爷，在念净土，搞临终关怀，这对社会起不到什么太大的作用。老和尚的夏令营面对的是一批青年人，我搞读经运动还是面对青年，二十岁到四十岁之间的公务员、白领、大小的企业家，让他们学修、提高。我经常说，美化自己的情操，优化自己的智慧，强化自己的力量，我们才能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啊。（掌声）
明海大和尚：根据我所接触的一些高校里的青年朋友，当他们快要毕业的时候，很大一部分人的心理是很矛盾的。一方面自己要毕业了，要有所选择呀。有的选择是走向社会，但是自己心里又没谱，害怕社会的复杂性，在滚滚红尘之中，心里的那分理想还能不能保持。而且进入社会里面，要找工作，要谋生，这些对他们都是非常现实的挑战。
另外一方面，我从社会上的用人单位那里得到一些信息，有些负责人给我讲：我们最怕大学刚毕业的学生。为什么呢？他们说：大学生受过高等教育是很不错，但是进入单位后的适应期太长，适应工作很慢。很多人眼高手低，处理人际关系比较生疏，另外有些生活细节，为人处事的修养很缺乏。
所以我经常思考，包括我个人，大学毕业以后，在北京教了一年的书， 91 年毕业， 92 年出家。我觉得出家这几年有很大的收获，别人问我修行有什么进步，其实也没有什么进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也没有开悟。我的进步是跟着老和尚在个人的素质上补了一课，而这些素质是在我幼小的时候就应该具备的。怎么做人，怎么做一件小事，怎么照顾好自己，怎么学会照顾别人，怎么关心别人的想法，我的进步在这里。
所以联系我前面所说的，在现在的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体系里面，我们年轻朋友缺了一个环节，这也是造成要毕业的大学生没有信心的原因。所以对现代的人才培养的模式，教育应该在哪些地方有所补充呢？
冯老师：在古代的教育里面，实际上是有成规可循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了市场经济。以前的大学生是旱劳保收，只要是毕业就会有国家分配工作，而现在就不一样了，大学生毕业装了满肚子的知识学问，要转化为社会实践能力是需要有一定的过程的，一定要经过几年的摔打，才能真正地成熟，这也是必然的。人生的轨迹需要完成相应的环节，这些环节缺一不可。
作为我自己的感觉，有几点是需要留意的，这也是我在办书院时的一个总纲：第一要立志，用现代的话来说，就要调整好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如果价值观的定位偏差了，那么你就会与社会不相适应。中国有句老话：“时不至，不可强身；事不就，不可强成”，拔苗助长是不行的。
我们做事情要有一个定位，根据自己的能耐，自己的智慧、自己的知识，在自己的能力半径之内运作，那就比较相应。关键是自己价值观的确立，如果有一个优秀的合理的价值观，那么人生的目标就会比较确立，也就不会左右摆动。我看见有很多人，之所以大学毕业以后东不成西不就，做不了什么事情，关键是他定位的错误，或者根本就没有定位，这就带来了若干的麻烦。一个人要吃一堑，长一智，经历一些挫折未必不是好事，我一生都在挫折之中，我感觉还是蛮不错的。
明海大和尚：这立志是立大还是立小？怎么个立法？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呢？
冯老师：可以说立志要虚实不二，什么是虚实不二呢？因为我是喜欢传统文化的，还是要学习古代的圣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古代圣贤仁人之心为心，以古代圣贤仁人之志为志，少看自己，多关心国家民族。如果把自己放下，用公心来立志，那么自己的种种遭遇，不论是顺境逆境，是得是失，它都不会成为干扰，都会成为继续前进的动力，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一个人有了好的志向，他就会有一个好的人生观，就会善于处理周边的人和事。志有大有小，实际上是一个时间和空间的问题，自己的志气很大，但是必须要有相当的时间和因缘才能完成，大志还是需要通过具体的事情，脚踏实地的事情体现出来。
佛陀的志气就很大，要普度整个世间的众生，但他也要吃饭，说话还是要一句一句地说，自己的徒弟还得一个一个地去教导，一个道场接一个道场地操练。再大的志向还是要具体化才行，而且还要量化，不能说空话，说大话。所以长期的目标和短期的目标应该很好地结合起来。
另外一个方面，有了立志，必须就得炼性。为什么需要炼性？锤炼我们的品性。我们还是烦恼众生，心理的结构，性情的结构并非尽善尽美，总有这样的不足或那样的麻烦。我经常反省自己，实际上自己是一个很平庸的人，以前也有自卑的地方，也有自大的地方，也有心胸狭隘的地方，也有猜忌别人的地方，也有嫉妒别人的地方，总之自己的毛病很多。后来学了佛法，学了圣人的言教以后，觉得自己以前的那些不好，要把它慢慢地转变过来。好在身边有很多榜样，像这些老和尚们、善知识们，他们的那种气象，用现在的话来说，道气就足以感人。古代有句话“圣人立不言之教，垂衣裳而天下治”。他们是身体力行，身教重于言教，这样的触动对我是非常深刻的，而且对我的教化也是潜移默化的，使自己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有所转变，有所改变。实际上在柏林寺这十来年，明海法师、明憨法师、明基法师等等很多常住的法师，都受到了老和尚身教的触动改造。老和尚是不是天天都把他们叫到身边，耳提面命，说长说短？不是的。老和尚的一举一动一丝不苟，在佛教事业里面那种真正的敬业精神，几十年如一日。无论是在中国佛教协会当副会长，还是到国外去访问，名气那么响亮，辩才无碍，学富五车，但老和尚并不是在这个方面来表现的，他是以自己的行为在教导大家，我在这方面都感到羞愧，那么大的年纪了，还一样的上早殿，一样的上晚课，一样的坐香，拜佛的时候顶礼如仪呀，真的是一丝不苟。大家现在看见大和尚就是这样的，第一次我来夏令营的时候，就说过一句笑话：“有其父必有其子。”（掌声）
明海大和尚：这就是说首先要把本分事做好。
冯老师：所以要立志，第二是要炼性，炼性就是要把自己心性上不好的东西排除掉。让圣人的、佛菩萨的智慧光辉在我们的身上、心性上安家落户。这个多美呀！
第三个呢，必须开眼。就是打开智慧之眼。爹妈给的这个生命，给的这个精神，严格来说并不是很优秀的，必须通过学修佛法，学修圣人之道，才能打开自己的智慧之眼，才能对人生宇宙有更高明的、更深刻的、更正确的认识。
第四，就要致用，就是实践。在实践之中“觉悟人生、奉献人生”。奉献人生可不是一句空话，不能只挂在口头上，是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日常的工作当中，都能发起菩提心，以一种大公之心来照料身边的人和事。所以要在实践中学修佛法。
我们谈文化的使命，不能离开具体的日常工作。如果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之中，心里有一种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使命感，那么我相信你走到哪里去都会发光的，走到哪里去都会受到人们的欢迎的。我在成都讲课的时候，讲到孔子的仁义礼智信时，我问他们，人的人格魅力从哪里来？就是从这个“仁义礼智信”上来。如果一个人达到了“仁义礼智信，温良恭简让”的人格美，那么凝聚力就大了，大家都愿意围在他身边。有谁愿意和那些不仁不义，无耻无信的人打交道啊？（掌声）
明海大和尚：一方面，我们在现在的青年人身上看到了很多令人鼓舞的气象，包括这次夏令营，同学们报名非常踊跃，也克服了很多困难。有些同学坚持早晚上殿，能够坚持坐在这里三个小时不动，这些都让我们非常感动。另外一方面，这个时代诱惑也很多，错乱的东西很多，摆在我们面前的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判断标准，有时要我们自己去判断，自己去抉择。大家都做的事不一定正确，大家都说的话不一定要说，要用自己的眼来辨别，正如刚才冯老师所说，这个眼就是我们的智慧之眼。
冯老师：我再补充一句，前段时间在成都讲周敦颐的《通书》，里面谈到颜渊，孔夫子表扬颜渊说，“ 颜子在陋巷， 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其何心哉？”因为颜渊是一个很穷的学生，连饭都吃不上，但他学道却是很精进的。接着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其何心哉？”到底这个心是怎么回事呢？
周 敦颐在《通书》里有云：“ 天地间有至尊至贵至大而异于富贵”的东西呀！“异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天下“至尊者道，至贵者德”，天地间比富贵更可爱、更伟大的就是德，“见其大而忘其小”有了更崇高的东西，富贵就看不上眼了。“见其大则忘其小，见其大则心泰”，心里就太平了，就平安了。“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如果心安了，我们就能够做到“富贵贫贱处之一也”。我们就能用平常心来对待富贵贫贱得失。“处之一，则能化而齐”，化是教化，齐则与天地齐平，与造化同功。
这样的修养，这样的境界，我希望同学们以后都能达到。好，谢谢大家！（掌声）
（录音整理：刘东亮 蔡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