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佛有缘
1907年11月5日，赵朴初出生在安庆天台里四代翰林府第中。父亲赵恩彤，任过县吏和塾师，生性敦厚，家中作主的是母亲陈慧。家中设有佛堂，母亲每日早晨烧香拜佛；门前的水塘是她的放生池，里面放养着不少她买下的龟、鳖。
1914年夏日的一天，七岁的赵朴初看到一只蜻蜓在蜘蛛网里挣扎，不一会儿，蜻蜓被越缠越紧，渐渐不能动弹。赵朴初转身到厨房找来一根竹竿，把蜘蛛网耐心地挑开，将蜻蜓救出。母亲见了，非常高兴，第二天带儿子去廨院寺烧香。
佛事结束后，母亲与先觉师父闲谈，说起儿子会对对子了。师父听了，指着庙中的火神殿，出了一句上联：“火神殿火神菩萨掌管人间灾祸”。赵朴初想了想道：“观音阁观音大佛保佑黎民平安”。先觉师父笑了，对陈慧说：“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
赵朴初的表舅关絅之曾以同知（相当于地方政府厅一级长官）身份做上海道尹袁树勋的幕僚。二次革命失败后，关絅之接到上海镇守史郑汝成逮捕孙中山的密令，作为同盟会会员，他悄悄地让公廨秘书杨润之通知孙中山转移，并故意拖延发捕票的时间。孙中山脱险后，曾亲笔题写书扇感谢他。
1921年，关絅之走上佛教道路。在中国现代佛教史上，关絅之有重要地位。他与周舜卿、沈心师、谢泗亭等人于1922年发起成立佛教居士林，这是全国第一个居士林团体。同年，关絅之等创办净业社，施省之任董事长，关絅之任副会长。1927年，净业社迁入觉园。
净业社是上海江浙佛教联合会下属单位，赵朴初在这里做秘书，收发报纸，起草文件。关絅之对赵朴初要求很严。第一次看到赵朴初起草的文字时，关絅之皱着眉头，一边拿笔批改，一边婉言批评：“你的国文很好，毛笔字也好，但佛教有佛教的门径，你要多看佛书。”从此，赵朴初开始研究佛经。后来，关絅之建上海佛教慈幼院并任院长，日常工作即由赵朴初去做。
1929年4月，中国佛教会成立，关絅之被选为九人常委之一。从此，赵朴初和全国高僧大德的接触更加频繁了。年轻的赵朴初在这样一个佛化气氛里，不知不觉也走上了慈善为本、普度众生的道路。
1935年秋天，圆瑛法师在上海兴办圆明讲堂，经他介绍，赵朴初皈依佛门，成了在家居士。佛教传入中国后，居士一般指隐居不仕之士、佛教居家修行人士、所有非出家的学佛人士。赵朴初就属于居家修行人士。
在圆明讲堂，赵朴初接触了卷帙浩瀚的佛经。在经卷和高僧的影响下，赵朴初将自己在私塾和东吴大学所学的知识，融会贯通到佛学中去；他的诗书造诣，也与日俱进了。
侠肝孤胆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的第二天，上海大世界落下一颗炸弹，一时人心惶惶。一千多难民拥挤到慕尔堂门前的云南路上，亟待安置，而上海市社会局驻会工作人员早已逃之夭夭。上海佛教界护国和平会秘书赵朴初和吴大琨等人，将难民带到宁波同乡会安置。
这支特殊的队伍沿着云南路、西藏路一直朝北走，赵朴初冒着飞弹执一面红色十字小旗，走在队伍前面。他一路大声地喊：“你们跟我们走！”吴大琨执一面小旗走在后面。一路上流弹不时飞过，胆小的难民们哭声不断。到了宁波同乡会，不料铁门紧闭，空无一人。一位租界巡捕为赵朴初的精神所感动，越墙打开铁门，让难民进入。难民们感恩戴德，称赵朴初是菩萨再世。8月15日，沪上报童纷纷叫卖：“看报！看报！赵朴初菩萨再世，侠肝孤胆护难民！”
淞沪战役期间，宋希濂三十六师伤亡惨重。圆瑛法师和赵朴初以“上海佛教界护国和平会”名义组织了上海僧侣救护队开赴吴淞前线，抢救伤员。护国和平会会章是一顶地藏菩萨的毗卢帽，表示大愿——护国和平。赵朴初自己也上前线，帮助抢救伤员。与此同时，赵朴初将他所收容的一百多位报名上前线的青壮年难民，送到三十六师补充兵员。
1937年11月12日，淞沪全部沦陷，在圆瑛、赵朴初等领导下，几十个难民收容所陆续收容了五十万难民。
第二年，赵朴初和胡愈之、许广平、吴耀宗、陈巳生、雷洁琼、严景耀、吴大琨、萧宗俊等创办了抗日救亡组织——益友社，赵朴初任理事长。
益友社也是大家交友的场所，每来新人，赵朴初均一一介绍，他尊敬年岁大的人，逢人即在姓名后，去掉末尾一个字，换成某某老，别人便以此法称他：“这是赵朴老。”大家一听都笑了，因为赵朴初才31岁呀！此后，赵朴初有了新称呼——“赵朴老”。
“赵朴初是国家的宝贝”
1951年夏末秋初，身为华东民政部副部长、上海市生产救灾委员会副主任的赵朴初和刘宠光部长一起，为分配救灾物资一事到山东、安徽进行调查研究。灾情最严重的是皖北，因饿、病而死者，光皖北就有一千余人，遭洪水死伤者达两千余人。不久，华东军政委员会生产救灾委员会和中央同意了刘宠光、赵朴初提出的分配救灾比例：皖北地区占21.5％，皖南地区占3.5％，山东全省占5％。
1951年底，中央人民政府在国家机关人员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赵朴初曾经手巨额捐款和救济物资。尽管周恩来、陈毅等非常相信赵朴初的人品，但根据政策，他仍被列为重点核查对象。
经手了这么大的巨额经费，谁能担保不出问题呢？有人猜，赵朴初一定是只“大老虎”。运动开始后，报刊上不断刊登挖出贪污分子和经济犯罪分子的消息。也有个别当事人不了解政策，胆战心惊，乱讲乱咬，结果既害别人，也害自己。赵朴初以平常心对待这场运动，同时严肃地对下属提出三条：“1、不乱说自己；2、不乱说别人；3、不自杀。”
经过层层审查，结论是：赵朴初经手的巨额款项和物资，来龙去脉非常清楚，无一笔糊涂账。周总理十分高兴，称赞说：“赵朴初是国家的宝贝啊！”从此，就有了赵朴初是“国宝”的说法。
1952年10月间，为振兴旧中国奄奄一息的佛教，国内有代表性的佛教人士齐聚北京，探讨成立一个联系全国佛教徒的统一组织，指导今后全国的佛教工作。翌年5月30日，中国佛教协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西四阜内大街的广济寺举行。汉、藏、蒙、傣、满、苗、撒里维吾尔（后称裕固族）七个民族的法师、活佛、喇嘛、居士代表共141人出席了成立大会。中国佛协筹备处主任赵朴初主持起草了《中国佛教协会章程》，毛泽东在阅读章程草案时，亲笔加了“发扬佛教优良传统”这句话。
大会选举达赖、班禅额尔德尼、虚云、查干葛根为名誉会长，圆瑛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任副会长兼秘书长。
“这个和尚懂得辩证法”
1958年6月30日，赵朴初陪同毛泽东会见了胡达法师率领的柬埔寨佛教代表团。毛泽东一边等待客人，一边兴致勃勃地和赵朴初聊天。他早就认识赵朴初了，但单独聊天还是第一次。
谈话间，毛泽东以开玩笑的口吻问赵朴初：“佛经里有些语言很奇怪，佛说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佛说赵朴初，即非赵朴初，是名赵朴初。先肯定，再否定，再来一个否定的否定，是不是？”
毛泽东一张口说佛，赵朴初就笑起来了。从这一番话可以看出，毛泽东熟悉《金刚经》。在全部佛经中，《金刚经》是精华。“佛说”、“即非”、“是名”就是《金刚经》的主题，全部《金刚经》反复讲述的就是这一主题。它解答了“降伏其心”的菩萨心行的关键，历来为中国佛教徒所重视。
但赵朴初并不完全同意毛泽东的话。他自己可不是“非”赵朴初和“名”赵朴初啊！自己可是实实在在的赵朴初。所以，他笑着说：“不是。是同时肯定又同时否定。”平常，赵朴初喜欢研究佛法般若，他发现其中有很多辩证的哲理和辩证方法，如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就与禅有一致性，因为一旦真理可以用语言来表达，就不是原本的、永恒的真理了；赵朴初甚至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与佛教存在某种关系。这回，见毛主席说起辩证的否定，赵朴初就谈了自己的见解。
毛泽东很满意赵朴初的回答，点头说：“看来你们佛教还真有些辩证法的味道……”正谈在兴头上，不料胡达法师到了，对话只好中断。
其实，那段时间，毛泽东一直在研究佛教和共产主义相通的地方。1955年3月8日，毛泽东和达赖喇嘛谈话时，就曾明白地说：“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为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后来，在提到赵朴初时，毛泽东曾很感慨地说：“这个和尚懂得辩证法。”
“铁骨独留枝”
1968年12月11日至1969年2月12日，赵朴初被监管劳动，地点在广济寺后两跨院，具体做送煤、劈柴、扫雪、倒脏土等杂务。
中国佛教协会的牌子已被红卫兵战斗队的各种招牌所替代。戒坛的香案早已布满了灰尘，和尚被赶出了庙门，只有藏经阁前的松树仍然高高地屹立着，与这群“牛鬼蛇神”为伴。
头一天，赵朴初和虞愚教授被分配做煤球，捡煤核。烧过的煤球灰里，残留着半黑色的煤球，拣起来，仍然可烧。赵朴初在一点一点往煤灰深处掏煤核时，突然想到，看似很冷的煤球灰，却能死灰复燃呢！这使他脱口占出一首五绝来：
细向心中检，然而有不然。
冷灰犹可拨，试看火烧天。
吟罢，赵朴初对虞愚说：“现在这种情况是暂时的，不久以后，一切都会好的，一切都将会走向正轨。无论受多大委屈，一定要坚持住，活着，就是胜利。”
1969年春节前夕，爆竹好卖，赵朴初等人被勒令拆旧纸花，将燃放过的爆竹里的纸骨子剥出来，重做成新的爆竹。这是自己从未做过的事，既新鲜，又无奈。拆旧纸花时，赵朴初想，什么时候“文革”结束了，用自己拆的旧纸花做的爆竹来庆祝，该多好啊！于是又有一诗吟就：
摧枯拉朽尽，铁骨独留枝。
好待东风信，新花众妙持。
后来，周恩来了解到赵朴初被迫劳动的情况，下了保护赵朴初的指示。他不再每天接受监管劳动，被拆掉的电话也安上了。
三个月下来，七写八写，倒也记录下了赵朴初“改造”过程中的思想火花。他抽空将这些意外收获加上标题《闲情偶记》，送给了佛协教务部主任陈秉之。陈秉之十分感慨：别人写“劳动改造”的诗，常常发泄心中的愤懑，赵朴老的诗却气象峥嵘，没有半点牢骚。尤其是对国家前途，信心十足，其胸襟，确非常人可比啊。
摘自《赵朴初传》 朱洪著 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版
晚年盛赞范文澜 范文澜是当代历史学家，在他主编的《中国通史》中，曾经一度否定了一切宗教，认为佛教是“迷信”、“蠡国殃民”。因为《中国通史》影响大，特别在“文革”中，范老的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对范文澜强调佛教是迷信的思想，赵朴初是不同意的。譬如禅宗是最反迷信的，禅宗历史上有许多破除迷信的故事，它表现了中国人独特的骨气。因为范文澜的话，与马克思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话有关联，所以赵朴初并没有就范文澜的书，直接提出商榷。令赵朴初高兴的是，“文革”开始后，晚年的范文澜无事可干，读起了佛经。他发现自己以前的观点未必恰当，在书上对佛教的批判有不恰之处，有点后悔，想重新写。但当时没有条件写书了。周建人是范文澜的邻居，一天范文澜对周建人说：“我正在补课。”周建人问他：“补什么课？”“读佛书……不懂得中国佛教就不能真正懂得中国的思想史、中国的哲学史、中国的文化史。” 周建人听后，觉得应该把范文澜的话告诉自己的老朋友赵朴初。周建人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将范老的这几句话写成斗大的字，交给赵朴初看，也是希望人们由此对佛教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赵朴初看了非常高兴。对宗教怎么看，自己对他人说还不如范老自己说的好，因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佛教的评价，比自己和一切廊内弟子的话更有说服力。赵朴初称赞“范老是真正的学者”，意在真正的学者总是在追寻真理，不会停止探索的步伐。周建人还告诉赵朴初，范文澜读佛书，一边读一边做笔记。后来令赵朴初惋惜的是，这些笔记不知道散落到哪里去了，如果整理出来，一定是很有价值的材料。 1968年7月，毛泽东曾派女儿给范文澜传话：“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之前，还是按照你那种方法写下去。”毛泽东的话使范文澜十分兴奋，不仅是因为肯定了自己的观点，还因为自己有机会修改以前的观点了。高兴之余，他不顾身体有病，夜以继日地工作，不幸劳累过度，加上其他原因，于1969年7月29日去世。对于范文澜的突然去世，赵朴初感到很遗憾。在以后的工作和谈话中，他经常提起范文澜的观点。 1985年6月，南方一家电影公司与港商合作在南华寺拍摄描写佛教禅宗六祖慧能的电影及电视连续剧，南华寺方丈惟因看到剧本及拍摄内容，表示强烈反对，并给中国佛教协会和赵朴初写信反映此事。对广东省委及有关领导部门核查的要求，该公司在答复报告中辩解称：“原剧本所描述的故事，是按照广东曲江南华寺再版的［唐］《法海·六祖法宝坛经》的记载和范文澜同志所著《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二册的有关论述和记载作依据的”，并继续在南华寺拍摄。赵朴初嘱中国佛协同人结合该片剧本，查阅《法海·六祖法宝坛经》和范文澜同志所著《中国通史简编》。1985年9月30日，根据查阅的结果，赵朴初亲自写信给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和中央统战部，提出：“应立即制止这个影片的继续拍摄，其已拍摄的镜头，应上缴销毁；影片如一定要拍，改为虚构的武侠故事片拍摄，应另起炉灶，重新编写。” 1987年夏天，赵朴初应邀在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第二期讲习班作《诗歌及其佛教关系漫谈》。演讲结束后，一位青年人请赵朴初谈谈佛教和研究中国历史的关系，赵朴初说：“有一位我国当代著名的史学家早年曾对佛教文化采取过虚无主义态度，但到了晚年却开始系统地钻研佛经，表示自己需要补课。这位史学家对人说，在中国历史上，佛教和文化关系如此之深，不懂佛学就不懂中国文化。可是现在人们还是不重视研究佛教，把它看成粗俗的宗教迷信。”赵朴初这里讲的，无疑就是范文澜。1988年12月16日，刚在民进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续任副主席的赵朴初，出席了中国宗教学会第三次会议。他在讲话中又说到了范文澜。 与沈尹默诗词唱和 1965年7月，沈尹默曾送给赵朴初一本他写的《二王书法管窥》和自己的书法作品。沈尹默的书序中有这样的话：“顷得京中友人书，说及马路新闻，《兰亭》自论战起后，发生许多不正当的地域人事意见，分歧揣测，仍用前韵，赋此以辟之。”“《兰亭》自论战起后”，指这年沈尹默和郭沫若争论王羲之《兰亭》真伪问题。郭沫若等人主张王羲之《兰亭》系“伪托”，沈尹默等主张“非伪”。因为康生插手，问题复杂了，不少人作壁上观，所以沈尹默说：“发生许多不正当的地域人事意见”。沈尹默知道赵朴初不会趋炎附势，所以继续和朴老诗词唱和。接沈尹默书后，朴老细读，发现虽仅仅是论王羲之和王献之的书法，却积累了沈尹默平生关于书法的心得。沈尹默认为，运腕中有辩证法，凝神憋气，其实也是养生之道。这个思想，与赵朴初一贯写书法的心得正相一致。在次韵七律复寄一诗中，赵朴初吟道： 好凭一勺味汪洋，剖析精微论二王。运腕不违辩证法，凝神自是养生方。功深化境人书老，花盛东风日月长。一卷感公相授意，岂止墨海作津梁。 赵朴初知道沈尹默此时有来自康生的压力，但他仍赞扬沈尹默的书法以及论作，还充分肯定了沈尹默的人格，给了逆境中的沈尹默极大的温暖。 赵朴初一向尊敬长者，既写了受书答谢诗，又写《菩萨蛮》答谢沈尹默赠墨宝之情。沈尹默平常事多，仍然用草书写毛诗。在其书法论作中，毫无保留地将其半个世纪的研究经验，传之于世。但赵朴初知道，对于一般人来说，仅掌握书法的要诀还不够，最重要的是平常多练习，才能有悟性。其词云：“先生事理能无碍，力扛九鼎饶姿态。章草写毛诗，横天笔一枝。骊珠辛苦得，不惜倾腔说。行止本同时，凡禽未许知。”“不惜倾腔说”指沈尹默不保守，“凡禽未许知”指一般不用功的人未必能解其意。 1972年春节期间，赵朴初收到上海的老朋友张重威的信，信里还附有沈尹默赠送给他的六言诗墨迹。见了遗墨，赵朴初的心情沉重起来。沈尹默在“文革”开始前，还和自己唱和诗作，可谓把自己视为知己。大约在1966年，沈尹默得了肠癌住进华东医院。医生只说是肠梗塞，并在春节为他做了手术。但老人终于没有熬过这一关，遗憾地去世了。放下张重威的信件，赵朴初走进小院，在回忆和沈尹默的往来历史之后，满怀感情，吟了和沈尹默六言诗韵二首： 妙趣天真烂漫，笔歌墨舞当时。陈迹又成陈迹，须眉别梦依稀。 沧海三成绿圃，神州始展蓝图。拭目一新北大，寻声无复南无。 “寻声无复南无”，是指沈尹默的声音，已经听不到了，大地空阔，剩下的，只是赵朴初对老人的敬意了。 进入新时期后，赵朴初还经常谈起自己与沈尹默的诗词唱和，引为乐事。他对旧诗的看法也很新奇，1987年夏天，赵朴初在中国作协作的演讲中就说：“我与郭沫若同志、沈尹默先生、俞平伯先生是相识的，他们几位先生都比我年长，我与郭、沈老都有唱和。我有时还写些白话诗，但是我没有看见他们几位先生写白话诗。至少我认识他们以后，他们三位老人都写的是旧体诗。这不能说他们是后退，而是他们在诗歌艺术的认识上有了进步。” 与林散之由墨结缘 1972年初冬，书画家田原为《人民中国》杂志创作1973年插页版画12幅。当时正是“文革”后期，中国书法界处于萧条状态。日本书法界甚至认为，中国书法已无指望，振兴书法之责，应落在日本人的肩上。对此，田原和编辑韩瀚等努力组织了一批当代中国书法家的作品，想展示一下中国书坛的实力，为国人争光。 这天，韩瀚收到南京亚明寄来的林散之草书《东方欲晓》，看后大为倾倒。他想起明朝的沈周形容黄庭坚的草书有“笔力恍惚，出神入鬼”之妙，如果将此话用以形容林散之的草书，或许也很确切。韩瀚玩味了半日，喜中掺忧。他很担心当时革委会的头头不识草书，而否定林散之的作品。为了让作品顺利入选，韩瀚想出了一个办法，请当时在京的书画界权威人士赵朴初、启功、郭沫若等评定，倘若他们一致说好，就没有问题了。 韩瀚小心翼翼拿了林散之的书法，先到西直门里小乘巷的启功家。启功见了果然大惊，他没有说话，脱下帽子，连向书法作品鞠躬三次。启功的态度，给了韩瀚极大鼓舞。此后韩瀚去南小栓胡同赵朴初家。赵朴初见了他十分高兴，将珍藏的空海《风信帖》拿出来给他看。韩瀚这时说出来意：“我今天来，是请你看一幅字。此公林散之，是你的大同乡，安徽和县人。” 林散之1898年11月出生于乌江小镇，时年74岁。他16岁学习唐碑。师从黄宾虹学山水，曾立志游历山川，行越七省，跨涉一万八千余里。“文革”中林散之到澡堂洗澡，不慎跌入开水锅中，烫伤面80％以上，九死一生。此后，他作诗书画，常署款半残、半残老人、聋叟。赵朴初不知道客人卖什么关子，笑着说：“我不知道他。”此时韩瀚才缓缓将林散之的作品拿出来请赵朴初看。和启功一样，赵朴初站了起来，站在作品前，仔细端详。等韩瀚收好林散之作品，赵朴初微笑着说：“此老功夫至深，佩服！佩服！请代我向林老致意。倘能赐予墨宝，朴初不胜感谢！” 得到启功、赵朴初两大书法家认可后，韩瀚又带了包括林散之在内的20幅作品去前海西街郭沫若寓所，请郭老审阅。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一起观赏，不时发出“好！”“很好！”的赞叹。根据郭沫若、赵朴初、启功等大书法家的意见，1973年1月号《人民中国》书法专辑出版时，林散之的草书摆到了第一页。林老草书受到了中日书法专家的赞美。从此，林散之名声鹊起。 此后，林散之和赵朴初开始了交往，并时常吟诗唱和。1984年11月的一天，林散之到北京拜访赵朴初，赠送了自己的书法集。林散之长赵朴初十岁，那年已85岁。林散之告辞后，赵朴初吟五绝《题散之先生书法集二首》，赞美林散之的书法，其一云： 散翁当代称三绝，书法尤矜屋漏痕。老笔淋漓臻至善，每从实处见虚灵。 此后三年里，林散之每有诗、书、画新作，屡屡赠给赵朴初。赵朴初得到林散之的赠诗后，曾次韵奉和林散之七律。1989年12月6日，林老去世后，赵朴初集半山句作林散之的挽诗“雄笔映千古，巨川非一源”，对林散之的博学多才作了高度的评价。赵朴初一辈子写行楷，晚年也学写草书。林散之曾说：“余十六岁始学唐碑；三十以后学行书，六十以后学草书。”赵朴初很赞成这种循序渐进的过程。 摘自《赵朴初因缘人生》朱洪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5年1月版 26.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