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氏舆地世家，故居位于隆回县罗洪乡官树下。其舆地学，发端于清中叶嘉庆年间邹文苏之妻吴珊瑚（字季瑚）。吴珊瑚是当地舆地学家吴兰柴的女儿，因协助其父吴兰柴编校舆地书籍而通晓古今舆地。出嫁邹文苏后，所生6子从小受其熏陶，长大后都继承母业，从事舆地学术研究，数第三子汉勋(1806～1854年)最有出息。咸丰二年(1852年)，曾为魏源《海国图志》绘制列国地图，并与魏源合撰《尧典释天》，有较高的知名度，扩大了邹氏舆地学的影响。

得水则富，邹文苏生有6个儿子，为每个儿子建了一栋房屋，其实是一座木结构四合院：深4.7米，宽71.85米，占地6085平方米，可见其富。
邹汉纪著有《左氏春秋地图说》6卷，率先提出“地理必须与天文相结合”。
邹汉璜著《群经百物谱》。
邹汉勋是我国近代史上杰出的舆地学家，中国近代舆地学奠基人。年十五六岁, 佐长兄汉纪撰《左民春秋图说》,十六七岁,佐仲元汉璜撰《群经百物谱》诸书,十八九岁,即着手自撰《六国春秋》。二十岁以后,精研汉学,"居高平山中,穷年兀兀,日对一编,不与世俗接,亦少朋侪讲习考订之益,心精一缕,独追古初。"他博学多才，被士林尊称为“古之郑贾，今之江戴”；他的舆地学与当时驰名京都的魏源的经史、何绍基的书法并称为“湘中三杰”。乡谚赞曰：“记不全，问魏源；记不清，问汉勋。”可见其当时的知名度。1854年,太平军攻克安徽庐州（今合肥）, 次日, 汉勋与庐州守将江忠源一同被杀于大西门, 尸骨未收,曾国藩、左宗棠饬其子世繇、世琦葬衣冠于新化首望山麓。曾国藩挽以联曰：
闻叔绩不生，风云变色
与岷樵同死，日月争光。
邹汉勋一生著述宏富, 时论湖南学者,船山〈王夫之〉之后, 并推邹魏〈源〉, 风流文采 , 倾动一时 "。其舆地学著作, 尤为世所重。他自己也曾以此为自豪, 说要"使天下知吾楚复有绩学谈舆地之人在于草莽中"〈"致左季高孝廉"〉。在舆地学方面, 他全面总结了前人以经纬度绘制地图的经验, 不断丰富了西晋裴秀"制图六体" 的理论和方法。他认为任何地点都有其极高偏度, 即经纬度, 利用极高偏度就可以在地图上定出各府州县的位置, 这个论述与今日测经纬度的基本原理相吻合。
邹汉勋之子邹世诒(1838～1908年)，继父业，颇多创新，咸丰八年(1858年)，邹世诒应湖北巡抚胡林翼的聘请，至武昌参与编纂绘制《大清一统舆图》，还负责湖北、湖南等省的省县地图编制，绘有《湖北通志图》、《湖南通志图》、《直隶通志图》、《贵州通志图》等地图，被称为邹氏舆地学第三代传人。
邹氏舆地学第四代传人则是邹世诒的侄子邹代钧(1854—1908年)。时值俄、日、英、法等列强蚕食国家领土，便努力从事边疆历史地理研究。光绪十—年(1885年)，因两江总督曾国荃的介绍，随朝廷太常寺卿刘瑞芬出使英、俄等国，乘机钻研西方地图学理论和绘制方法，回国后首创中国舆图尺，翻译绘制中外地图，编制《大清会典图》。光绪十七年，张之洞向朝廷借调邹代钧回湖北主持《湖北全省地图》编纂工作以后，继续留任武昌。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在好友陈三立、汪康年、吴德潇等人的赞助下，邹代钧创办了中国第—个地理学会——武昌舆地学会，出版地图，开展学术研究。采用经纬线、中国舆图尺、圆锥投影，晕渲法绘制地图，首创铜版印制中外彩色地图，开传统舆图学向近代舆图学转变的新气象。绘制出版了大量的中外地理著作，使邹氏地理学达到了最为兴盛的阶段。所译绘的《中外舆地全图》、被称为晚清地图集的代表作。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邹代钧卒于武昌，其家道衰落，舆地学会因经费不足而解散。
被称为邹氏舆地学第五代传人的邹永瑄，(1858～1952年)，是邹代钧的堂侄。永碹在邹代钧身边作书童，曾随邹代钧出国学习印刷刻版工艺，成为绘图专家，后—直在武昌舆地学会工作。邹永瑄在舆地学会解散的当年，利用学会部分资产，筹资在学会原址，即武昌横街，开办了我国第一家民办地图出版社——亚新地学社。社名取“亚洲”及其家乡“新化县”的首字而得名。
该社从1908年创办到1954年迁至北京，合并于国家地图出版社为止，先后由邹永瑄及其子邹兴矩(第六代传人)，其孙邹新垓(第七代传人)三代苦心经营，长达近半个世纪。20世纪20年代，学社兴旺时，还在长沙、广州、南京、成都等地设立分社。均采用经纬度等新法绘制地图，套色印刷，精确程度不断提高，国内所出中外地图，大半出于邹家之手。武昌一度成为地图出版中心，为我国地理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邹永煊之孙邹新垓为新中国地图出版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邹新垓193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地学系，毕业后留校任助理研究员。后随张印堂赴滇缅地区考察地理。回校后,清华大学决定派他赴美深造，因父邹兴钜病逝，应祖父邹水煊之召，回新化主持亚新出版业务。他受命于危难之际，更知守业之艰。他一方面主持编制二百万分之一的东亚和日本航行地图，另一方面继续编制出版一般地理参考书和教学用地图，并兼任清华大学地学会主办的《地学集刊》主编，由亚新出版，每年4期。1975年，新化邹氏地图世家最后一位传人悄然离开了人世。

同盟会会员谭人凤和邹代藩：一对亲家两狂人
谭人凤

在湖南省隆回县北面有座文化名山，叫做“望云山”，因给秦始皇炼丹失败而隐入此山的卢生，遥望隐居在第六十九福地“云山”的侯生而得名。山这边的鸭田乡和山那边的罗洪乡，在民国以前都属于新化县，出了两个为建立民国立下赫赫功勋的同盟会员，一个是鸭田的谭人凤，另一个是罗洪的邹代藩。论革命功绩之巨，谭人凤更胜邹代藩一筹，而且谭氏比邹氏年长一岁，去世早两年，但是，邹氏却是谭氏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邹代藩，字价人，1861年冬出生于罗洪。他从小聪明过人，但学习不是很用功，父亲邹世咸要他背诵六十花甲，他未能背完，脾气暴躁的父亲一把将他从楼上抛入池塘中，幸得被人救起。从此，他刻苦攻读，学业大成，9岁就能作诗，12岁时，大人带去赴舅父的寿宴，亲友戏称要他为舅父撰一副寿联，他略作思索，便作了出来：“百年长寿祝吾舅，一代通儒是我师。”成年后，谭人凤先是考取了县学附生，接着又被补为廪膳生。邹代藩虽然古文功底深厚，但他厌恶科举。他曾在岳麓高等学堂及宝庆中学任过教，教出的学生不少中了科举，但自己却因痛恨科举制度而从不应试。有一次，他为了破坏科举取仕的制度，去应了一回试，八股文章他不去写，却在考卷上赋诗一首，讽刺主考官曹学台，诗曰：“可恨青龙偃月刀，华容道上不诛曹。至今留下奸雄种，科甲场中独占鳌”。曹学台见到这首诗后，气得暴跳如雷。官府见他辱骂学台，派差役去捉拿他。邹代藩不但不逃跑，反而脱下裤子骂差役的娘，官府把他当成疯子，不再派人捉他。

与邹代藩一样，谭人凤也具有新化人那种血性刚烈、桀骜不羁的性格，对禁锢思想的科举制度同样嗤之以鼻。他从小志大才高，与塾师李映林吟诗唱和时，竟吟出“若将外物抛身后，敢许龙门跳眼前”这样的豪言壮语。他13岁参加县试合格，主考官双手举杯向他祝贺，他却不起身，只用一只手还礼。主考官说：“难道你日后的官级会比我大吗?”小人凤傲慢地说：“也不一定吧!”谭人凤年纪轻轻就蓄了胡子，赢得了“谭胡子”这个外号。他在考科举时一边思考一边捋着胡子，考官见了，喝道：“你这小子，我早就听说你是乡间讼痞。你好大胆，竟敢在我面前捋胡子!不要考了，滚到乡间当你的讼痞去!”谭人凤听了，满腔怒火地说：“我不但是乡间讼痞，将来还要做国家的讼痞!”狠狠地把笔一丢，随即高声唱道：“手执钢刀磨一磨，问天下有多少喽啰!就从今日起，看我又如何!”大踏步退出考场。谭人凤在考场上的狂傲表现，与邹代藩何其相似乃尔。

谭人凤退出考场后，便回乡兴办义塾，致力于人才培养。没有课桌，他瞄上了村口的一棵大香杉树，这树干子有两人合抱那么大，锯成板做课桌足够了。但是它既是谭家的祖业，又是村子的水口树，也是一棵梅山树，谁敢去砍它。谭人凤不信这个邪，硬是请人将它砍倒了。为这事，打了一场官司，尽管他砍树兴学是好事，但当地的乡绅、恶棍早已买通官府，他被判败诉。谭人凤义愤填膺，仰天长叹：“官府如此昏庸无道，吾当尽力铲除之!”

谭人凤的义学办得红红火火，就读的学生越来越多，方圆百里的文人学士纷纷前来讲学交流。邹代藩也翻过望云山，来到他的义塾。与谭人凤相比，邹代藩当时的眼界更加开阔，他的叔祖邹汉勋是与魏源齐名的大学者，当时学界有句俗语：“记不清，问汉勋，记不全，问魏源”;他的堂兄邹代钧是国家地图出版社前身亚新舆地学社的创始人，出使过英国。出身于书香门第的邹代藩，既是激进派，又是维新派，而当时的谭人凤，只从书本上知道一些中国的历史，对西方时事所知了了。

在谭人凤的塾舍，邹代藩从朝代更替到太平天国、鸦片战争、中日交战，说得眉飞色舞，谭人凤听得着魔入迷。两人性格相似、意气相投，谭人凤请邹代藩来义塾授课，邹代藩又把新化大同，即今新邵县坪上的谢介僧也一并叫来，他们志同道合，携手努力，把义塾改为福田小学堂，开设新式课程，课外布置学生阅读《时务报》等进步书刊。谭人凤原来只是想到培养学子，这下自己也被邹代藩等人培养了，使他由一个朴素的复仇者，成为了自觉的民主革命斗士。在共同的革命生涯里，他与邹代藩，由战友结成亲家，邹代藩将女儿邹贞顺许配给了谭人凤的长子谭一鸿。

几乎在蔡锷与邹容等人在日本围炉边吃腊肠边写《革命军》的同时，1903年冬，邹代藩也与毛泽东的老师周震鳞一道，编撰了鼓吹革命的《血泪书》，从一连串外侮事实说起，抨击朝廷懦弱无能，屈膝媚外，号召“炎黄种子，急宜奋图存，誓驱鞑虏于关外，否则瓜分之日立至，亡国之祸不远矣。血泪陈词，宁望速起……”

自1905年以后，邹代藩与亲家谭人凤等人，为革命奔走于湘、赣、鄂、宁、日本等地。清廷曾悬赏五十万元购其头颅，邹代藩狂笑道：“吾之头岂仅五十万元耶?如赏一百万，吾或许可将头赠与人领赏，换点革命经费。”

民国成立后，邹代藩出任湖田局局长。当时，谭延闿任湖南都督，又同时在国民党与共和党内兼职，蝙蝠骑墙，左右逢源。邹代藩蔑视他，向都督行文，不用呈文，而用令文。谭延闿碍于邹代藩的资历和声望，也不好发作。

1911年冬，谭人凤、邹代藩、刘揆一等人作为湖南的代表，出席光复各省的会议。在开会空隙，谭人凤前往新军演说，朗读了自己写的歌词：“湖南子弟善攻取，手执钢刀九十九。电扫中原定北京，杀尽胡人方罢手。”勉励大家奋勇杀敌。谭人凤的痛打落水狗精神，在革命党内一直是最坚决的。孙中山的名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最初也是出于谭人凤之口。湖北省政协编辑的《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中有一段文字：“1911年10月15日，(谭人凤)在武昌抱冰堂与湖北革命党人谈话：我们同志此次在上海接得《民立报》消息，获悉湖北已经独立，我等喜出望外。起义之前，我们革命总部已移至宋教仁同志主办的《民立报》馆。原来的计划，是想利用川路风潮，联合各地同时起义。没有想到湖北军队同志的起义，占了革命先着，我们非常敬佩。但是满清还未倒台，各省仍存观望，革命尚未成功，望各位同志努力进行。”谭人凤还在其他多个场合也表明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1912年10月11日，国民政府在北京召开纪念武昌起义周年大会，谭人凤撰写一副长联：南北统治近一年，新旧党徒分两派，内忧外患，到如今叫闹不休，时事正艰危，请诸君算算国家命运;死者且甘心赴难，生者何靦面邀功，社鼠城孤，较当日狓猖更甚，荣华原梦幻，劝尔辈洗洗富贵念头。1915年12月25日，蔡锷向全国发出讨袁檄文。谭人凤十分赞扬蔡锷高举护国大旗的果敢行为，致电蔡锷，请其吸取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挈湖湘之子弟，会中州之豪杰，直抵燕云，以诛元凶，静海疆之尘氛，荡专制之毒螫”。

邹代藩与谭人凤惺惺相惜，在谭人凤《石叟牌词》序言中，邹代藩记下了两人抵足而眠的友情、并肩革命的豪情：“丙申(1896年)遂与同居，纵言改革，如长江大河，真源于昆仑之墟，一导其源流，则万里屈注，不入海不止。”只要有益于革命事业，邹代藩跟谭人凤，总是奋力前驱，而对于事无补的虚假奢靡之风，邹代藩一概拒之门外。谭人凤上六十的时候，有人操空头心，要邹代藩为他写《寿启》，代他收礼办酒。邹代藩望着那人说：“既为革命党，此风不可长。收礼金者，打秋风也，与旧官僚有何两样?”无论别人怎么说，他就是不写《寿启》，更不为亲家操办寿宴。他自己更是恪守清廉，当湖田局长本是肥缺，可他到老了，一无所有，生活艰难，虽然在家乡招徒办馆，但不收学费，自己只有辣椒伴饭下酒。可是，他不以为苦，反以为豪，撰联调侃：“辣属辛，酒属酉，价人先生生于辛酉，辣子下酒。”并以此为上联向他人征求下联，可惜无人能对。

谭人凤为了革命，舍身忘家，把儿子谭一鸿和谭二式及孙女谭国辅都培养成革命者，最后都为国献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