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者之德
一、割股之心，活人济世
医生对病人，要有“割股之心”，才能去活人济世。按《鄞县志》记载，民间有些对父母孝顺的子女，当其父母病重，久治无效，诸医束手的情况下，看到唐代《本草拾遗》中记载有“人肉可疗蠃疾”的记载。出于对至亲的真诚感情，从自己腿上或臂上割下一块肌肉，不让父母知道，煎汤侍奉父母，相信这能治病，以尽自己的心意。这本是一种不值得提倡的风俗（李时珍对此有严厉批判），但在医学里，借这个词汇，教导医生深刻认识“医乃仁术”的深刻涵义，希望医生对病人也要有“割股之心”，是非常生动感人的。古代医家，在这方面作出了许多光辉的典范，值得学习。
汉代医家，“医圣”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的感慨，就看出他一生以医学为已任的崇高愿望。曰：“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确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再看他的从医经过，也可以看出他那种爱人如已，推已及人，由于对家族的赤诚关心，从而关心世间一切病家疾苦的真挚感情。曰：“余家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伤寒杂病论》，合一十六卷。”从这样一部“理、法、方、药”俱备的宏篇巨著，就可以看出他在“勤求、博采”的过程中，要花去多少心血和汗水，要付出多少年华，如果他不是一个仁心、仁术俱备的医家，要做出这样的成就，是难以想象的。
唐代医家孙思邈在其《千金方》开篇写道：“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勿作工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自古名贤治病，多用生命以济危急。”“其有患疮痍、下痢，臭秽不可瞻视，人所恶见者，但发惭愧凄怜忧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相传他家中施借枕席，接待许多远道而来求治的这类病人。还说：“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所以把自己那部著作，命名为《千金方》。因有此心此行，《千金方》流传甚广，已成不朽之著。
又如北宋医家唐慎微，一生也是“寒暑风雨不避”地为人治病。金元四家之一的朱丹溪，“弃举子业而致力于医，迎候者无虚日，有请无不即往，虽风雪载道，亦不为止。仆告痛（注：仆人见此情景，代向病人诉说丹溪先生劳顿难支），谕之曰（注：丹溪谕之大义）：疾者刻度如岁，而自逸耶？其困厄无告者，不待其招，注药往赴之。虽百里遥远不惮也。”（宋濂《丹溪先生墓志铭》）。明代医家王肯堂在《证治准绳·自序》中说：“范文正（仲淹）公未达时，祷于神，以不得为良相，则为良医。因叹古君子之存心济物，如此其切也。”清代医学家费伯雄于《费氏医书》说：“我如有疾，望医之相救者何如？我之父母妻子有疾，望医之相救者何如？易地以观，则利心自淡矣。”
二、作风清廉，不图报酬
古代很多医家，非常廉洁淳良，一生只求温饱，不图荣华富贵，视钱财若粪土，视仁德胜生命，乐善好施，用自己的德行，谱写了许多绚丽的篇章。是什么哲理和动力驱使他们这样做的呢？据《神仙传》记载，三国时期，有个叫董奉的人，居卢山务农，为人治病，不取报酬，病人愈后，只要求在其住宅前后，种植一两棵杏树，以为纪念，日久杏树成林，每年货杏得谷，赈济贫苦，或资助旅途乏资之人，每年二万余人次。又据《列仙传》记载，西汉文帝时，在今湖南郴州，有个人名苏耽，出门远游之前，把一个治疗瘟疫的处方交给他的母亲，并托咐说明年将有瘟疫，取庭中井水一升，井边橘叶一枚，煎服立愈，后果然求水、叶者远至千里，皆应手而愈。以上两则故事，一直鼓舞着我国历代医家，并传为佳话，故现今中药铺站前的匾额中常写有：“杏林春暖，橘井传芳”的字样，典故即出于此。
范晔《后汉书·方伎列传》中记载：乞食人间的涪翁，其再传弟子郭玉，汉和帝时官至太医丞，仁学不矜，为人治病“虽贫贱厮养，必尽其力”。目的只在为人解除痉，从不计较报酬。唐代医家孙思邈曰：‘医人不得侍已所长，而专心经略财务。“北宋医家唐慎微，为人治病，不取分文，只要求病人告诉一两个验方，后来他编纂一本《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又经后人扩充为三十卷，共收药物1746种，附方近3000首。其中许多验方，就是当年病人抄给他的（宋 宇文虚中《书证类本草后》）。
北宋医家庞安时，“为人治病，十愈八九，踵门求医者，为闢邸居之，亲视飣（音定，食物也）粥药物，必愈而后遣；其不可为者，必实告之，不复为治。活人无数，病家持金帛来谢，不尽取也。”（《宋史庞安时传》）。《医镜》赞之曰：“轻财如粪土，而乐义耐事如慈母。”金代医学家李东垣，也是一个乐善好施、不重钱财的医家。元·砚坚的《东垣老人传》记载：“泰和中岁饥，民多流亡，君极力赈救，全活者甚众。”罗天益从李东垣学医，第一次见面时，李就问罗：“汝来学觅钱医人乎？学传道医人乎？”罗回答：“亦传道耳”，这才收他做弟子。
元代儿科医学家曾民荣，“药饵所施，百不失一，未尝以病家之贵贱贫富而异其心，或遇窘之太甚之家，亦随力捐资，济其膻粥，以故全活者众。”（罗宗之序曾氏《活幼心书》）。明代李时珍，为人治病，“千里就药于门，立活不取值”。明代医家李梃在其《医学入门》一书中强调医必先通儒学，并说：“病愈而希望贪求，不脱市井风味者，欺也”。明代医家龚廷贤在其《万病回春》中写道：“凡病家延病，乃寄之以生死，理当敬重，慎勿轻藐。富贵不在论财，自尽其诚，稍亵则非重命者耳。”清代医家费伯雄，在其《费氏医书》中说：“欲救人而学医则可，欲谋利而学医则不可。”
笔者的启蒙老师，湖北兴山县老中医王慈臣先生，学富五车，会通三家，行医从不取值，病家务有所酬，亦不拒收，除大革命时期曾一度被推为县人民委员会“首事”，生活一直靠亲朋供养。尝诲余曰：“学医首当克守清素，饿死是自己的事，不能亟于治生，而在病人头上打算盘。须知：衙门的钱不是钱；买卖钱，只是隔夜钱；下苦力的钱，才能万万年。”从其学医，必须拜天铭誓，否则不教，享年八十余岁，无疾而终。诸如此类，不及赘述。但也有个别医家，其行持本质与此一致，而具体见解稍有不同。如我见一位中医，学识与技术相当高明，为人治病，也基本作到不计跋涉，不避风雨，施治也极认真，取费也不太高，不论病情如何，不搞敲诈勒索。但求他治病，每次必须如数付足诊金，富者少一文也不行，贫者可以酌减，哪怕一两个铜板也行，但若不付钱，绝不施诊，这是他的“规矩”。因此，在旧社会一些赤贫无告的人，难免对他有些意见，乡里父老也认为他人固执，论说纷纭。亲朋问他何苦如此，他笑答曰：我何尝不懂医德是怎么回事呢？我是故意把我与病人之间的关系搞成商品关系的。病若好了，我从心理上不想病人额外的报酬，病人也不必额外领我的情，见面可以仰头而过去，省去客套；另外，也可免得一些“信医不信药，信药不信医”的病人或那些根本无病的权贵伸手要你去把脉说说消遣解闷，无端地麻烦医生；更重要的是怕病人敷衍医生——明明是我医治无效，但病家不便直说，甚至编造一些说辞来敷衍我，那样怎么总结心得？如果错把无效当做“验案”，以后岂不害人吗？如果有诊金，无效时他自然改就高明，不致延误病机“好心办坏事”。此其独见，顺便录出，以供参考。这位医生就是湖北兴山县琚坪乡的彭忠德先生。享年八十余岁，无疾而终。
三、不分贵贱，普同一等
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论述了“医乃仁术”之后，随即告诫：“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北宋医家唐慎微一生为人治病，也是“不以贵贱，有召必往”。南宋《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作者佚名）曰：“疾小不可云大，易不可云难，贫贵用心皆一，贵贱使药无别。”《医镜》载：“程衍道，儒而兼医，其医人也，虽极贫贱，便一接手，必端问审详，反复精思，未尝有厌怠之色。”明代龚延贤《万病回春》也道：“医道，古称仙道，原为活人，今世之医，多不知此义。每于富者用心，贫者忽略，此固世人之恒情，殆非仁术也。以余论之，医乃生死所寄，责任匪轻，岂可因其贫富而我之厚薄！告我同志者，当以太上好生之德为心，慎勿论贫富。均是活人，亦是阴功也。”
以上是说古代医学家，治病不分富贵贫财，普同一等的一些见解。而金元时期的朱丹溪，在这个问题上，对普通的平民，“有请必往”，而对权贵反而孤傲。例如宋濂在《丹溪先生墓志铭》中有这样的记载，权贵人以微疾来召，危坐中庭，列三品仪位于左右。先生脉已，不言而出。或追问之，先生曰：“三月当为鬼，犹有骄气耶？”我个人对这一记载有怀疑，因为丹溪先生是一位伟大的医学家，兼通宋儒理学，按明代戴良《丹溪翁传》记载，他是朱熹的四传弟子，对于世态，想必是了如指掌的，考诸其医技道德水平，他当然懂得“医者，意也”的哲理；估计他不会因为权贵们有“骄气”这种在医家看来只不过属于“人间是非”的小事，而去对一个“三月当为鬼”的病人，超越医家的戒律，轻易对其发此“恶愿”的。是故，这段记载，可能是当时民间借丹溪先生的名望，来作影射官场的一种泄忿传说，也可能就是宋濂本人借题发挥之作。是否若此，可以存疑。纵然碰到这种情况，一般医生也都会婉转处理，或谢绝再诊，或建议另请“高明”，或认真处理而谢绝其酬劳，以示忿懑足矣，何必过激。因为纵然权贵，也是病人，其骄态何足与其计较。
四、一心业医，不求宦途
有些医家，出于他的职业观，热爱本职，一心为人民服务，不把医技作为晋身宦途的阶梯。这类医家很多。例如，战国时期的秦越人（扁鹊），一生在民间行医。据《史记》、《贾谊·新书》、《列子·汤问》等书记载，由于他医术精淇，名震朝野，从“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居宋而得罪宋君，出亡之卫……”等事迹看，他是一个有很多机会接触社会上层的医生，但当他把虢太子起死回生之后，不居功求官；他在齐桓侯病笃召他治疗时，见事已不可为，逃之夭夭，无意留恋宦门，足见他是位专心业医，而不肯挟技追逐虚荣，一心图谋官职的伟大医家（按：以上所称齐侯，有些注家认为当系蔡桓侯）。
又据《史记·仓公列传》记载：西汉名医仓公（按：即淳于意），得公乘阳庆禁方，医技甚高，曾为中御长信治热病，又为齐中大夫治龋齿……等。文帝问他：“及文王（按：齐文王刘则）病时，不求意诊治，何故？”对曰“赵王、胶西王、济南王、吴王皆使来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时，臣意家贫，欲为人治病，诚恐吏以除拘臣意也”（注：除，即升官之谓，拘，束缚也）。看来他是一位有机会接触皇帝和王侯的医家，且家境又穷，可是他不因此弃医为官。
三国时期华陀的故事，大家都熟知了。按范晔《后汉书·华陀传》记载：太尉黄琛曾召他为官，他固辞不就；他为广陵太守陈登治病也有奇效。曹操也曾召他，要他常侍左右。但他为人性格倔强，对社会现实不满意，且认为以御医为职业不光彩，因托妻疾，数期不返，操多次召他，又打发县官催他回任，他恃能厌事，犹不肯至。操怒，派人了解，得知其妻病是假，于是逮捕下狱，弄讯问罪，虽然荀?为他讲情，操不顾，竟杀之，由于他刑前将书卷交与狱吏，吏不敢受，索火焚之。
晋代杰出的针灸学家皇甫士安，青年时代，游荡无羁，后经婶母教育，深受感动，此后“席坦受书，勤不怠，带经而农，遂精典笈百家之言”。有人劝他“修名广交”，他说：“非圣人孰能兼存出处，居田里之中亦可以为尧舜之首，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后为名乎”。魏元帝曹奂即位之初，召他出仕，不赴，其后，晋武帝司马炎几次召他，他均称疾固辞。太康三年卒，时年六十八岁（《晋书·皇甫士安传》）。著有《针灸甲乙经》、《帝王世纪》、《玄晏春秋》、《高士传》等书。
又如晋代医学家、炼丹家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为人木讷，不好荣利”，中年做过官，晚年隐居广东罗浮山，从事炼丹及写作，著有《抱朴子·内外篇》、《神仙传》、《肘后救卒方》（后经梁代陶弘景、金代杨用道等先后加以整理，最后定名《肘后备急方》）行世。相传孙思邈一生在今陕西耀县（古称京兆华原）孙塬村行医，德技两赅，名震朝野。据《唐书·孙思邈传》记载，隋文帝杨坚还在北周为宰相时，就召请他出山作官，他称疾不赴；唐太宗时，授给谏议大夫，他仍固辞不受，嘉其高尚，赐号“真人”；唐高宗显庆四年再授官，又固辞。咸亨四年授承务郎，上元元年辞疾请归，特赐良马及鄱阳公主邑怀以居之。当时名士，如孟铣、卢照邻等人，均执师资礼事之。元淳初卒，遗令薄葬。他精湛的医技和高尚的医德，给我们留学下许多极其宝贵的教义。所以后人对他的评价是：“集唐以前医学之大成，开唐以后医学之新风。”所谓“新风”，就是他不仅著述精湛，能言、能写、能倡导，而且在于他能身体力行，把医学伦理思想，用他自己的修行体现出来。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再谈明代本草学家李时珍先生的懿行。他十四岁考取秀才，但三试于乡不第，即闭门读书十年，以神仙自居。朱元璋的八世孙、富顺王朱厚?嬖爱庶妻的儿子，欲废正妻所出者。后来这嫡子病，李时珍处以“附子和气汤”（谐“父子和气”之意）。王悟，仍立嫡子。楚王朱英听说，聘为“奉祠”，掌管王府医疗机构“良医所”。楚王世子暴厥，投药立愈。乃向朝廷推荐，授太医院判（明代太医院副主管），干了一年，他认为太医院无所事事，对发展医学无所作为，辞职回家，著成《本草纲目》。刊行于世之时，他已死去三年了。
以上所列说明很多古代医家，一心对医学和人民作贡献，淡泊以明志，宁静以志远，无所外求，对于官场仕途，毫无兴趣。但以上这些也应该全面加以理解，今天人民当家作主，则当用新的观点加以对待。况且历史上有些医生，虽然身居官职，但对医学也作了不少卓越的贡献，不可仅仅因为身居官职这样一个侧面，就全面予以否定。例如，黄帝是有熊国君，岐伯等人都是其臣，张仲景也曾官至长沙太守。中医发展到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许多有贡献的医家，大都任职朝中。北齐的徐之才，也曾仕梁，后在北齐封为西阳王，从他的五世祖徐熙以下，到他的兄弟辈，六代人中就有十一位名医，大都活跃于上层社会（见贾德道《中国医学史略》）。
此外，撰《集验方》十三卷的北周医家姚僧垣，曾任梁之太医正。唐代医家甄权及其弟甄立言，也是活跃于上层社会的人物。甄权寿过百岁，太宗家访，并赐给寿杖、衣物等。唐代医家张文仲，曾任侍御医、尚药奉御等职，曾奉武后之命修医书。唐代医家孟铣，在其光禄大夫任内，撰《食疗本草》三卷和《必效方》、《补养方》等书。撰写《骨蒸灸方》的唐代医家崔知悌，也曾任中书侍郎、户部尚书等职，似此医家兼任官职，官家兼任医职的人物不胜枚举。评论其“行为学”价值，应当全面，不可偏颇。如果当医官，而不认真为医，不努力提高医技，或一心以医技作阶梯，钻营宦途，饱食终日，无所作为，荒废医业，贻误病家，那就应遭诅咒了。
五、谨行慎独，守正不阿
孙思邈《千金要方·大医精诚》曰：“夫大医之体，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又曰：“夫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已德，偶然治瘥一病，即昂首戴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肓也。”
南宋时代，有一本儿科专书《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中也论道：“凡为医之道，必先正已，然后正物，正已者，谓能明理以术见也；正物者，谓能用药以冀对症也。如此，事必济而功必著矣。若不能正已，岂能正物？不能正物，岂能愈疾？”
南宋医家张杲，世祖三代为医，其伯祖张扩，曾受业于庞安时。张杲儒而为医，他集历代论及医家事迹，编成《医说》十卷，其中记载一个故事，与本题有关，大意是：宣和年间，有一位官僚得病，百治不瘥。后来请到一位叫何澄的医生为他治疗。他的妻子把何叫到密室里说：“妾以良人拘病日久，典卖殆尽，无以供医药，愿以身酬”。何澄立即正颜令色地说：“娘子何出此言，但放心，当为调治取效，切勿以此相污。”何澄谨行慎独，守正不阿，全心治疗，不久痊愈。
明代医家陈实功在其《外科正宗》里，提出《医家五诫十要》兹摘录与本题有关的“第二诫”如下：“凡视妇女孀室僧尼等，必候侍者在旁，然后入房诊视。倘旁无伴，不可自看，设有不便之患，更宜真诚窥睹，虽对内人，亦不可谈，此闺阃故也。”其“第五诫”又说“凡娼妓及私伙家请看，亦当正视如良家子女，不可他意见对，以取不正，视毕便回。贫穷者，药钱可璧，看回只可与药，不可再去，以希邪肖之极。”其“第十要”曰：“凡奉官衙所请，必要速去，勿得怠慢，要诚意恭敬，告明病原，开具方药。病愈之后，不得固求匾礼，亦不得言说民情，致生罪永戾，闲不近公，自当守法。”
清代荐廷锡《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医术名技列传》载：名医严乐善，于明永乐年间，在浙江嘉兴府行医。突然，一男子至其诊室，拿出一盒手饰，跪而进之曰：“请先收下，然后敢言。”于是附耳而语，没等说完，严掷金而骂，并警告说：“我今且不告发你的罪行，如果你改求他医，杀害你的朋友，我必去告发你。”过了一年，此人因严医生的告诫，而未造罪，故尔来谢。行医中难免碰到这类纠葛，作为一个医生，必须谨行慎独，守正不阿，切不可为了浮名浮利而陷入魔道，否则失足成千古恨，有负医家的天职。
自古医卜同源，而卜地之人亦当守德为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