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因果问题是佛教中一个非常核心的理念。无论是世间法，还是出世间的修道方面，这些都建立在因果的基础之上。但这种因果，也确实很难相信。虽然我们中国上古的文化——无论是《周易》、还是《尚书》等四书五经都展示了很多因果的道理。但是所阐发的微言大义，往往涉及不到更广阔的三世的层面。所以这就使得我们许多人觉得因果论很难自圆其说。
比如说，怎么解释一个善良的人命运坎坷，一个恶人反而踌躇满志、命运很好？那因果又体现在什么地方？所以你看慧远大师给《三报论》的标题加了一个说明：因俗人疑善恶无现验作。这就是由于世俗的人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理没有被验证过，而对因果论有深刻的怀疑。由此慧远大师来做了这篇论文。

慧远大师做这篇论文的直接起因是当时有一位叫戴逵的处士，他是信佛的，也挺有学问，又叫戴安公。他就从这个意义上来提出问题了。他给慧远大师写了封信，说：“弟子常常读佛经，经中表示人生的祸和福都来自一个人行持上的善恶。”但是对于这个道理，从自己人生的经验来看，他有怀疑，说：“我从小到现在已经衰老了(一生)都很善良，甚至对动物都不会伤害，也按照善有善报的原则去生活，但是我这一生却是非常潦倒，遭受种种的困苦。”
所以每到晚上，他就心里很不平，想：“是不是人的命运有定呢？修短穷达，自有定分。”一个人寿命长还是短，一个人的人生是穷困还是昌达，是不是有定分？定分就是定命的意思。如果有定命的话，那积善和积恶就没有意义了。因为既然命运已经被决定了，我行善也不能改变，做恶也坏不到什么地方去。所以他就想：“佛教讲善恶因果是不是仅仅只是一个劝教的言语而已？”意思就是说因果论只是劝化大家行善的一个言教，实际上并没有真实的事实。他就对这个因果论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便作了一个《释疑论》，请慧远大师在闲暇的时候给他一个回答。

当时庐山聚集了一批知识分子，有很多具有学问的人。所谓莲社一百二十三人，其中就有十八高贤。当时在十八高贤中有个叫周续之的人，他早年号称神童，跟着大儒范宁学习儒家，五经、五纬都能通达，被称为“十经童子”。他对老庄思想，对中国上古的周礼也都深有研究。他屡次拒绝朝廷征召他做官的指令，依慧远大师专修念佛法门。
慧远大师让周续之居士回复这封信。经过数次通信辩论，周续之还是不能说服戴安公。有时，戴逵还会把往返的信件提交给慧远大师，说：“你看我的观点怎么样？我认为周续之的观点是不对的。”于是，便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僵局。所以慧远大师就应这个因缘做了《三报论》。实际上，以戴逵为代表的思想是具有普遍性的。不仅在那个时代具有普遍性，乃至于在现在也具有普遍性。现代人有不信因果的，就是常常这样说：“哪有什么因果啊？恶人那么得意，善人都受气，谈什么因果啊？”他都会从这个层面对因果加以否定。

我们简单看看慧远大师是何许人也。也许我们都了解，他是一位高僧大德——净土宗第一代祖师。那么从深的层面来看，他确实是四依应化的一位祖师：在他跟鸠摩罗什大师往返的信件当中，鸠摩罗什大师就称他为“震旦护法菩萨”，而且这种说法是有经典依据的。当时天竺国的沙门每天向庐山顶礼，说这个地方有大乘的开士应化。所以慧远大师由本垂迹，本身是一位不可思议的人物。他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人，对于儒、道、释三家都非常通达。在教内的般若经典、禅学的造诣方面，也是登峰造极。心量极为广大，密护各宗。对外交流，大力护持那些来中国译经的三藏法师。
同时他最重要的一点是为了大众可以专修念佛三昧而启建了白莲社。他在五十岁那年来到东林寺，之后三十余年足不入俗——足迹都不过虎溪。大师专修念佛三昧，一生有过三次定中见阿弥陀佛的宗教体验。所以他的道德、学问，确实令后人非常仰慕。特别是慧远大师作为教内的高僧，在中国的文人——知识分子里面的地位非常崇高。他所涉及的面也确实非常广，可以说是多才多艺，同时宗教情怀又非常深厚，修行功夫又登峰造极，所以这确实是东晋时期所出现的带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位祖师。中国净土宗由于慧远大师的德望和全力推进，才能够在我们震旦国生下根，继而开花结果。

那么这位大祖师应当时的因缘来做的这个论是有深刻影响的。如果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三世因果”有怀疑不能接受的话，那么实际上也会动摇整个佛教在我们中国存在的基础。所以这是需要不遗余力地去加以阐释的。深信因果是作为佛教徒的一个先决前提。我们为什么要修行道业？就在于有三世因果和六道轮回。如果没有三世因果和六道轮回，奉行的是“断灭见”，或者是“常见”，那都是不可能有修道的基础。所以建立这个理念，就是强调以修行来超越业果的一个前提，这样我们才会去持戒念佛，求生极乐世界。
所以刘遗民居士奉慧远大师的旨意来作的《西方发愿文》，首先谈到的就是对三世因果的深信以及对六道轮回的恐惧。心怎么安立？知道自己难以摆脱轮回的险路，才一意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可以说，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理念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先决前提，离开这个，后面都很难去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