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澜 <;m<8R j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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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澜张澜（1872～1955），男，字表方，汉族，1872年生，四川南充人（今西充县莲池乡人）。1941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为中国民主同盟），1941年10月继黄炎培之后担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民盟第一届中央委员会主席至1955年2月9日逝世，享年83岁。 Xi,CV[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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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澜 lG!|{z7+0
幼年随父耕读，25岁中秀才，补廪生，先后执教于南充乡塾和广安紫荇书院。1902年入成都尊经书院深造，专攻经史。因成绩优异被选送日本东京宏文书院学习教育。留学期间，因倡议那拉氏(慈禧)退朝，被视为大逆不道，遭清廷驻日公使押送回国。 回国后积极投身教育事业，创办小学、中学和女校，实行新式教育。1911年领导标志民族觉醒的四川保路运动，反对清政府卖国，促进了全川人民大起义，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获孙中山赞扬。辛亥革命后，任川北宣慰使，继任国会众议院议员。1915年联络川军北上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共和恢复后，任四川嘉陵道道尹，主持川北庶政，1917年升任四川省省长，时间虽短，建树殊多。1918年在北京设立“四川省省长行署”，五四运动时期，任北京《晨报》执行董事，大力宣传民主与科学。 抗日战争时期，张澜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自1941年10月继黄炎培后任民盟中央主席，直至1955年2月逝世止，共14年。他领导民盟始终支持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1943年著文《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揭露国民党“实施宪政”的骗局，阐明民盟的民主政治主张，为争取抗战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 抗战胜利后，他领导民盟响应中共团结统一、和平建国的主张，坚定地与共产党保持一致，反对内战。1945年12月致函国共两党，对团结、民主、军事、国家建设诸问题，提出民盟的意见，吁请国共双方于1946年元旦下令停战。1946年代表民盟出任旧政协首席代表。内战爆发后积极促进国共和谈，和谈破裂后，领导民盟总部发表声明，拒绝出席伪国大。1947年11月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张澜在民盟总部被迫解散的次日毅然以个人名义发表声明，严正表示“我个人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决不变更。我希望以往之全体盟员，站在忠诚国民之立场，谨守法律范围，继续为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而努力，以求达到目的”。1948年1月，致信民盟三中全会，支持恢复民盟总部。1949年，因拒绝去台湾，在上海遭国民党政府软禁，后经中共地下组织营救脱险。 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他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参加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为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 B!_mC<*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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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澜这个名字首次被人们知道，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他英勇地领导了四川人民的保路运动，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的一生。 1911年，腐败的清政府为着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将川汉铁路路极抵押给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用以举借外债。清政府的这一丧权辱国的可耻行径，激起了四川各阶层人民的愤怒。于是各县推选股东代表在成都开会商讨对策，张澜同志以南充代表出席并当选为川汉铁路股东大会副会长。大会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开展群众性斗争。清政府四川总督赵尔丰为扑灭这场“抗命”怒火，悍然逮捕了张澜等9名领导人。在大刀架颈、洋枪抵胸的威胁下，张澜同志不为威武所屈，大义凛然地据理力争，赵尔丰被驳得理屈词穷、恼羞成怒，将他们无理囚禁，“候旨听斩”。凶讯传出，全川各县保路同志会动员武装群众10余万人，围困了成都城。清政府速派督办铁路大臣端方，率领湖北新军数予人入川解围。同情革命的新军予途中发生兵变，端方伏诛，赵尔丰被迫释放张澜等9位保路运动领导人。由于鄂军西调，武昌城防空虚，造成了革命起义的有利条件。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若无四川保路同志会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推迟一年半载。 当年的保路运动，除了在军事上对辛亥革命超过导火线作用之外，其更为深远韵历史意义是，它表明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予帝国主义侵略者稚清朝封建专制统治者的淫威，敢于起来坚决斗争。这是民族觉醒的伟大象征，是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的伟大象征。 中华民国成立后，张澜当选为国会众议员，结识了蔡锷。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锷在云南起义，率军北上，张澜同志联络川军师长钟体道立既响应，在南充宣布独立，全川继起声援，袁贼的所谓“洪宪”帝梦迅即在全国声讨中幻灭。张澜同志以一介书生，敢于冒险犯难，率先支援蔡锷将军的义举，实是近代史上的一页灿烂篇章。 rrq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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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澜同志早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宏文书院学师范。日本的维新富强与教育事业的发达，对他启示颇大。他因在中国留日学生中主张变法立宪，被清政府驻日公使视为大逆不道，押送圆国。他回国后，积极献身于教育事业。他在创办南充中学时期，倡导学用结合，除普通中学外，增设农、工、医及师范等职业班，附设农场、工厂、医院供学生实习。他办的新式学校．对当时四川教育的革新起了先锋作用，吸引了大量进步青年前往就学，其中包括朱德、罗瑞卿等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1920年，他在北京以四川省长名义与当时北洋政府交通部商洽，将川汉铁路股款利息拨出，救济就学于京、津等地生活困难的川籍学生，并以部分利息捐助他的好友吴玉章等组织的华法教育会作为基金，资助留法勤工俭学的川籍学生，其中一些入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战士。 1925年，他任成都大学校长时，采取蔡元培在北大实行的兼容并蓄方针，坚持用人唯才，提倡思想学术自由。他不顾校内外顽固守旧派反对，允许校内三派(共产主义者的社会科学研究社、三民主义者的健行社和国家主义者的惕社)同时存在，自由争鸣。在他的开放政策下，社会科学研究社在校内扩大了影响，一时成为西南一带传播革命种子的重要园地。 `YLD`(\
为民主、 和平、统一而奋斗 Yu[ t\/
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进入艰苦斗争的时期，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的唯一希望。抗日战争中期，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中国出现了一个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民主同盟，这不是偶然的。中国民主同盟在抗日’救亡运动和民主运动发展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张澜同志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指导和影响下，长期在领导民盟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众所周知，民盟原为当年国民参政会里国共以外的三党三派参政员组成，所以初期定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张澜同志本是无党无派参政员。他当选为民盟中央主席，并连任至解放以后直到他逝世，是因为他德高望重，公正刚直，主张正义，爱国爱民，在这一三党三派联合政治组织中众望所归，同时也因他与当时抗战大后方的地方实力派的历史关系，有利于在当地开展民主运动；更重要的是由于他是久经考验、坚贞不屈的民主战士。 1943年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在全国性的民主运动压力下，虚伪地作出了实施宪政的决议，张澜同志以年逾古稀的高龄，写了一本《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的小册子，用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假民主、真独裁的阴谋。蒋介石看见后，当面威胁他“不要上共产党的当！”同时下令禁止发行。但此书却在秘密传播中不胫而走，影响很大。他几次在成都华西坝五所大学学生会召开的会上作公开演讲，号召青年们奋起救国。他说，救国的意义有两点，一是坚持团结抗战，大家不做亡国奴，一是救救“民国”，因那时的现实不是民国，而是“党国”。 1945年毛主席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期间，同周恩来同志几次到“特园”和张澜同志密谈，为尔后中共与民盟共同奋斗奠定了基础。在旧政协会议中，民盟代表团与中共代表团达成一项谅解，即双方在提出重大政治主张之前，事先彼此协商。这一谅解开创了中共与民盟政治合作的先例。旧政协的五项决议公布之后，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然而不久就被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地撕毁了。张澜同志毅然决然地领导民盟同共产党合作，坚定地与人民共命运，经受了严峻的历史考验。 f~y%%+{p
坚决拒绝参加伪国大 >x+6{^}Q >
1946年10月，蒋介石利用和谈时间完成了全国性的军事部署，在从人民手中侵占张家口的次日，悍然宣布召开伪国民代表大会，明目张胆地最后撕毁政协决议，关闭和谈之门，妄图给法西斯政权披上合法外衣，更肆无忌惮地把全国人民推入内战火海。正当国民党反动派对所谓第三方面加以威胁利诱，迫使限期交出参加国大的代表名单的紧急关头，民盟内部的民社党步随早在政协开幕前夕即已叛离民盟的青年党后尘，单独交出了他们的代表名单。当时滞留重庆的张澜同志，从重庆“特园”同南京民盟总部通长途电话，他严肃说道：“我们民盟必须在政协决议程序全部完成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就失去了民盟的政治立场。希望大家万分慎重，决不可稍有变动。”当天下午和晚上他又接连两次打电话给民盟总部，反复叮嘱千万不可提交名单。他在这重大历史关头，以高度革命责任感，从政治上代表着广大盟员的心愿，保证了民盟上层领导的一致。直到他从报纸上看到民盟总部发表“决不参加”的声明，他才捻髯笑道：“我可以睡得着觉了。” 民盟继中国共产党之后拒绝参加伪国大，是我们民盟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中国人民同反动派斗争的最重大的关头，民盟站在人民一边，坚持了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作，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本质。它的意义，正如陈毅同志于1955年2月15日在上海民盟市委举行张澜主席追悼会上所说，就党派关系上说，是保持了民盟和共产党的紧密团结；就阶级关系上说，是保持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联系；都是保证和加强了统一战线的巩固。 1947年，反动派肆意逮捕、屠杀各地民盟盟员，查封盟办报刊，并于ll月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张澜同志不为横暴所屈，在被迫解散的次日毅然以个人名义向上海报界发表声明，严正表示“本人对于中国和平、统一、民主前途之信念，本人为此目标之努力，并未稍更。本人诚恳希望盟友在爱国公民之立场上，在法律之限度内，继续为我国之和平、统一、民主而努力。”不久，沈钧儒等同志在香港召开民盟三中全会，恢复民盟总部。张澜同志在国民党反动派监视下未能赴港与会，除去信对三中全会决议表示同意外，还不时地接济民盟在港活动经费，资助去港同志路费。l949年春，他和罗隆基同被反动派监禁于上海疗养院，直到上海解放前夕，幸由中共地下组织营救脱险。 o` ZQ 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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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平津解放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张澜同志以无限欢欣鼓舞的心情，在一篇简短的致词中一连用了四个“革命到底”的字句。他称赞起宪法作用的政协共同纲领是“新中国的一个人民大宪章一。他表示“立下宏愿，抱定决心，在毛主席领导下，共同担负起实现这个纲领的责任”，“把纲领中每一个条文，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使它成为具体实行的事实”。他这样说，也正是这样做的。在建国之初的历次重大政治事件上，他都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做出了自己的贡献。l950年土改法公布，他在政协一届第二次全委会七代表民盟讲话，表示热烈拥护。他说土地改革是“中国人民彻底的革命”，号召“全体盟员和全国人民来拥护这个新的法案，使它能够圆满完成中国土地革命的任务。” 在庆祝l950年国庆时，他发表文章说：“现在，我们是入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一员，在政府中，我们担负了一部分责任。今后，我全体盟员自应以更坚强的信心，更整齐的步伐，与全国各民主党派和广大人民一道，共同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之下，为彻底实现共同纲领，完成新民主主义建设丽奋斗。”1951年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三十周年，也正值民盟成立十年。张澜同志在庆祝党的三十周年文章中说。“中国民主同盟今天只有十年历史，在这十年的革命运动中，倘使我们没有得到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领导，我们也决不能保证我们不走上错路，保证我们能够做好我们的工作，完成我们的任务。”他正确地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日的中国民主同盟。1954年9月，我国公布了建国以后第一部宪法。张澜同志以极端兴奋的心情发表了《为制定我国第一个人民宪法而努力》的文章。他指出：“这个宪法草案，一方面是记录我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成果的丰碑，另一方面又是在我国建设繁荣幸福的新社会的蓝图”，号召“今后，中国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文章发表半年之后，他就逝世了。 bE#,=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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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纪念张澜同志，应当从哪一方面向他学习呢?我认为从根本上说，就是他始终保持着无私的品质。这种宝贵品质，他自己叫做“无欲”。用毛泽东主席的话，就是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 张澜同志言行一致，生活艰苦朴素。他在旧社会曾官至四川省长，但他的夫人仍照旧在乡间住茅屋、务农。他在居住过的成都、重庆等地都无房产，他的薪俸大都捐助公益事业或资助困难的朋友。他的布衣长衫，从古老的成都穿到繁华的上海，再一直穿到到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正因他志行高洁，所以他始终为人民所敬重。 张澜同志生平极为注意自我修养。他不但能批判继承并身体力行我国传统文化的积极面，而且能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从不放松自己的思想改造，真正是活到老、学到老。毛主席在重庆首次到“特园”访他时，曾跟“特园”的勤杂工人诚挚地握手交谈，这事使他很受感动。事后他感叹地向身边的人说：“我也是乡下贫寒出身，可是在城市里久了，差不多把乡下人忘了，大家都应当向他学习。”l951年民盟召开全国组织宣传会议，他在开幕式的讲话中号召在全盟“广泛开展恩想改造运动，有系统地组织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运动。”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为他举行八旬祝寿会，他在谢词中说，今天中国在毛主席为首的共产党领导之下，国家的进步确是很快，不过国家进步愈快，年老人愈感到赶不上，需要好好学习。“l8岁的青年应该说学到老，我这个80岁的老人今天是老要学”。事后毛主席当众称赞他是“与日俱进”。 张澜同志是一位热诚的民主主义者、爱国主义者。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他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而成为坚强的民主战士。他的一生是为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平而奋斗的一生。他的“与日俱进”的学习精神体现着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本色。[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