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汉译《四阿含》里的材料，我想抓出几个问题来谈一下。
一、佛陀为什么要强调这种淡泊刻苦的生活？一般地说，当然是为了“专精道业”，不能把心志沉溺在物质的享受上，使之浪费时间、金钱和精力。但是，除了这，我认为还有两个比较主要的原因：
甲、当时社会的经济生活太艰苦了。如《长阿含》卷二说，佛在跋只国游化时，因为“彼土谷贵饥馑，乞求难得”。不能不将常随的比丘众遣散到其他的国度里去。《增一阿含》卷四十三说，有一次，因为“舍卫城谷米涌贵，乞求叵得”，随侍佛陀的一些弟子，竟自动地集合普会讲堂，讨论对策，有主张到摩竭陀国去，有主张到拘留沙国去，也有主张到拘深婆罗捺城去的。意见纷歧，乱哄哄地搅做一团。《杂阿含》卷三十二说，佛在摩竭提国游化时，有一个名叫刀师氏的聚落主，竟责难佛陀说：“今云何于饥馑世，游行人间，将诸大众千二百五十，……从城至城，从村至村，损费世间，如大雨雹！？雨已，乃是减损，非增益也！”《杂阿含》卷四十一，更说“尊者阿难，住王舍城耆阇崛山中，世尊涅槃未久，时世饥馑，乞食难得”，不能不率众转移到南天竺去，当时就有三十个青少年比丘，因此而“舍戒还俗”了。
乙、佛陀在思想上深刻地体会到劳动人民创作的辛勤和生活的艰苦，如在《增一阿含》卷六内唤醒弟子们说“受人供养，甚为不易”；情感所激，就不容不主张淡泊刻苦的生活了。因此我想佛法传入中国时，由于中国当时的社会情况，毕竟与佛陀住世时的印度不同，故佛法传入中国后，一般出家比丘，都不能实践印度的乞食制。到了唐朝，一些昂头天外，牢笼不住的禅宗大师，更别开生面，多数欢喜在水边林下，犁云锄月，使佛法与自己活生生的劳动打成一片，向石头土块里演唱宗乘，接引来学。这就不能不说没有它的客观原因了。
二、佛陀虽强调淡泊刻苦的生活，但在《四阿含》里却又有很多的地方，极力排斥当时的所谓“苦行外道”，这又是什么原因？应知苦行外道，是以苦行自负的，直认苦行为“道”，或认苦行为证道的唯一途径的。佛陀主张淡泊刻苦的生活，主要是在减轻当时社会人民的负担，并借这来消磨自己贪瞋痴慢的习气，在自己本分上是应该这样做的，丝毫没有使个人可能“自负”的地方。如在《中阿含》卷二十一内，佛陀就恳切地向弟子们说：“或有一人著粪扫衣，……余者不然，……故自贵贱他”，这就不能算一个真正学习佛法的人了；“或有一个常行乞食，……或复一食，过中不饮浆，余者不然，故自贵贱他”，这就不能算一个真正学习佛法的人了；“或有一人，……或止露地，或处冢间，……余者不然，……故自贵贱他”，这就不能算一个真正学习佛法的人了。淡泊刻苦的生活，固然是佛陀所倡导的；但假使弟子们认为自己能实践这种生活，就自负不凡，认为自己能行人之所不能行，忍人之所不能忍，因而在思想上造成“自贵贱他”的趋势，这就与佛陀原意大相违反，不能不痛加申斥，说这样做，就不能算作一个真正学习佛法的人了。
至于佛陀通常所说的“道”，主要即指“缘生无我”的真理。理解缘生，即应掌握人类社会相依共存的规律，理解无我，即应克服自私自利的恶念而使个人利益服从于社会整体的利益；所以佛陀所说的“道”不是虚玄的，而是具有其现实意义的。《中阿含》卷五十七内，说有一异学名叫箭毛的，他认为佛陀能傅得弟子的尊敬承事，常随不离，是得力于“粗衣知足”、“粗食知足”、“少食”、“粗住止床坐知足”和“宴坐”这五件事。当时佛陀就反对他这种看法，说自己能取得弟子信仰尊重、常随不离的，主要是由于自己能坚持真理，启发弟子们的智慧，帮助弟子们提高品德，使之能在生活上加强信心和力量。从这些地方，我们可以充分理解佛陀是主张淡泊刻苦生活的，但决不是单纯强调这种形式，尤其是与当时的所谓“苦行外道”是有着极其严格界限的。
三、我们还要问的，在当时佛陀个人能否贯彻自己的这种主张呢？根据许多材料，可以毫不隐讳的答复，佛陀是不能贯彻的。如《中阿含》卷十三说“世尊回顾告曰：‘阿难，汝取金镂织成衣来，我今欲与弥勒比丘。’”《杂阿含》卷四十一说“世尊告摩诃迦叶言：‘汝今已老，年耆根熟，粪扫衣重，我衣轻好’”。力劝尊者迦弃改著自己的轻好衣，不要再著粪扫衣了。至于饮食。在四《阿含》里记叙的，当佛陀来接受在家信众供养时，绝大多数都是异常丰美，几乎触处可见。又如当时佛陀所住的祗树给孤独园、竹林加兰哆园、奄婆娑梨园等地方，不但风景优秀，就是房屋也是十分漂亮的。－－这些不都是佛陀不能贯彻自己主张的好证明么？
佛陀为什么不能自己贯彻？为什么要使自己陷于矛盾？这也是值得我们研究而且应该研究的。最明显的原因，我认为：
甲、当时佛陀及其弟子的日常物质生活，全都是仰给在家佛教信众供养的；信众既然根据个人经济情况或者感情上的信仰程度不同，把衣食住等都预先准备好了，假如没有特殊原因，佛陀也只好不加简择，遇啥吃啥，遇啥穿啥，不容再麻烦人家了。
乙、佛陀虽强调淡泊刻苦的生活，但在自己的思想认识上，觉得还有比这更更高贵的东西；为了使信众能接近、享有这更更高贵的东西，在淡泊刻苦的生活方面，非要打些折扣不可，当然也就会毫不吝惜地打它一些折扣了。
譬如说，比丘积蓄多余的衣服，在佛陀原来是不许可的；但《中阿含》卷二十七内，佛陀向得了“最上慧观法”的比丘说：“我说不得蓄一切衣，亦说得蓄一切衣。”为什么？“若蓄衣便增长善法，衰退善法者，如是衣我说不得蓄；……若蓄衣便增长善法，衰退恶不善者，如是衣我说得蓄。如衣、饮食、麻榻、村邑，亦复如是。”善法是适当的注脚，就是利益安乐众生的事业。衣，应不应蓄？应该从增长利益安乐众生的事业上去考虑问题，不能死执成法，把自己变成一个教条主义者。不过这样做，在没有获得“最上慧观法”的比丘，是不十分容易搞得通的。
又《增一阿含》卷二十四内，说有一个原本信仰佛陀的优婆迦尼长者，他的哥哥和姊姊，也在同一时间内接受了佛陀的法化。当时的阿阇世王，非常欢喜，给他送去了许多上上品的饮料和食物，他接到了，“便作是念：我竟不闻世尊说，夫优婆塞之法，为应食何等食？应饮何等浆？”并随即派人到佛陀那里去请示开示，佛陀也是叫他应当从增长利益安乐众生的事业上去考虑问题。
从这些地方，我们可以充分理解，佛陀在强调淡泊刻苦的生活上，固然有它的严肃性，同时也是具有灵活性的。佛陀不能贯彻自己的主张，这不但不能委为佛陀的过失，相反地显示了佛陀的智慧深湛和人格伟大，因为他一切活动，都是从利益安乐众生的事业出发，决不是泥执不化的教条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