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1893—1988)是蜚声中外的国学大师。由于他长年茹素且不蓄发，被人称为“不穿袈裟的和尚”。
他与佛结缘，说来话长。
清光绪十九年(1893)，梁漱溟出生在北京的一个书香家庭，他父亲梁巨川时任内阁中书官职。他7岁入中西小学堂学中文和英文；1906年考入北平顺天中学。他喜欢看书作文。他写的作文深得老师赏识，曾得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批语。
那时北京琉璃厂西门有个有正书局，出售上海狄葆贤主编的《佛学丛报》。梁漱溟看《佛学丛报》后，渐渐地发现自己对人生苦乐的探求与佛学合拍。于是他边学边钻，渐渐入了门。他16岁开始对人生的烦闷，倾向以佛教来解决，萌发了出家的念头。他18岁时，母亲张太恭人病重，她拉着梁漱溟的手亲切地说：“儿呀，娘最挂心的就是你的婚事，你妹妹的同学陈英年，聪明伶俐，我很喜欢她，你就和她订婚吧。”早有出家为僧之念的梁漱溟听了之后，很久才回话：“妈，我一辈子不结婚。”母亲听了很气愤，指着儿子骂“你胡说！”这时，父亲在一旁劝解说：“这个孩子是有向上心的，他总会走正路的。”就这样，他拒绝了母亲给他订婚。
梁漱溟中学毕业后，参加了同盟会，在京津支部主办的《民国报》任编辑和外勤记者。社会的黑暗，官场的腐败，使他很快地感到厌倦和憎恶，而精神苦闷，曾几次想自杀。他辞去了记者工作，在家闲居，攻读佛典。他从20岁开始长年素食，且不蓄发，俨然一个在家和尚。
1917年，由于他的母亲与北洋政府内阁司法总长张耀曾的姊弟关系，他担任了司法部秘书。张勋复辟后北洋内阁改组，他辞去了秘书工作，南下苏、杭，后又去湖南。他原打算到衡山出家，完成宿愿。一路上见到溃兵流窜横行抢劫，村民被害而无人去救的情景，“天哪，天哪，我们不能再活了”的呼号声，使他十分难过。战祸惨烈，良心不忍舍去众生，他打消了出家的念头。他返回北京，写了一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文章，“以示不出家，当为社会谋福利的愿望”，他呼吁社会各界组织国民息兵会，以共同阻止内战。他自费印刷数千册，分送各界人士，在文化界引起很大的轰动。
1917年，梁漱溟登上了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讲台，为此报刊上热闹了一番。一是因为他只有24岁，北大的学生有些比他的年龄还大；二是因为既没上过大学，只是个高中毕业生，更没留过洋，学问全靠自己钻研；三是因为蔡元培用人不拘一格，体现兼容并包之量。梁漱溟没有辜负蔡校长的信任，在中国最高学府的讲坛上一站就是7年。
梁漱溟为何当上北京大学的讲师？要从他的佛学著作《究元决疑论》说起。
梁漱溟的朋友黄远生是个名记者。袁世凯称帝前夕袁的亲信硬逼他再写赞成帝制的“劝进”文章。袁世凯死后，黄逃到美国，不料刚落脚，就被华侨误认为袁世凯的亲信而杀死了。这消息引起他的极大伤感。他后悔没有把自己所知道的佛学人生道理讲给黄听，于是写了一篇《究元决疑论》的文章，发表在1916年6—7月的《东方杂志》上。
《究元决疑论》把古今中外学者如西方的康德、叔本华，中国的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在如何对待宇宙人生问题上的论述，统统批评了一通，而独推崇佛家之言。此文非同凡响，发表后即引起学术界注意。蔡元培与当时的文科学长陈独秀商议决定聘请梁漱溟来校任教。
梁漱溟在北大任教期间继续研究佛家。他开设印度哲学课程，把佛家学说立于大雅之堂，开创了以哲学家地位来研究佛法的先声。他把印度各宗教概略、本体论、认识论、世间论四篇讲义，合纂为《印度哲学概论》出版发行。后来又编了《唯识述义》，以弘扬佛法。
佛门人才济济，梁漱溟曾遇过一位佛学知识渊博的僧人，并拜其为师。
民国十三年春夏之交，在北大任教的梁漱溟因严重失眠，住进北京万生园内一个叫极乐寺的破庙养病。庙里住着一个老和尚，山东人，叫省圆法师。梁一见到他就觉得似曾相识。他住西厢房，梁住靠殿的北房，他每天跟老和尚一样食粥，吃完就同去散步，谈及佛学方面诸如造业、启惑、受苦等知识，十分地投缘。有一次，当他谈及在北大讲授印度哲学，里面包括佛教时，老和尚忽然正色批评他说：“你不要胡说八道，你懂什么？”老和尚的直率，让他心里佩服，忙点头称是。他在极乐寺住了40多天，和老法师交往甚深。
梁漱溟与省圆法师相识后，真正领略到佛教是个博大精深的学问。他后来还对人说：“我一生佩服他，再没有见过第二人。”
北京大学，是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按梁漱溟说，这是很容易引起争名好胜之心的，与怀着出家念头的他极相矛盾。1924年，他辞去了北大教职，以佛家救世精神，倾其毕生精力，探求中华民族自救的道路。
梁漱溟离开北京大学后，以佛教徒的精神继续为社会服务。1924—1949年的20多年间，他主要从事教学、办报、著书立说。他是个名人，上至国民党元首蒋介石，下至地方军阀，都尊重他。聘他做事的人多，他不随便受聘。他执著研究乡村建设。国民党政府和地方军阀也只得顺从他，给钱给人供他办学校。他先后任中学校长、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长，1940年当选为国民参议会议员，1945年当选为民盟中央常委(兼秘书长)等职。他长期从事乡村建设理论研究，曾在河南、山东等地从事乡村自治建设。1931年，他创办了山东邹平研究院。为鼓励学生读书他用上了佛学理论，曾写一篇《拿出家精神来做乡村运动》的演讲稿，激励学生要刻苦读书。
梁漱溟与毛泽东是同龄人，又是文友。抗日战争期间，他为探求救国之计，曾两赴延安，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接待，并且有了亲密的交谈和友好的争论。有时两人长谈至深夜，还进行激烈争论。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时读过梁漱溟的《究元决疑论》单行本。1938年梁漱溟赴延安会见毛泽东时，毛泽东记忆犹新地说：“梁先生，您还记得不？民国七年(1918年)在北京大学，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馆员，读到你的《究元决疑论》，还蛮佩服你敢于向名人挑战的精神呢。”
1950年，梁漱溟应邀从四川重庆来到北京，毛泽东对他的工作、生活、居所作了妥善安排，并派车接他到中南海，征询对国事的意见。晚餐时，梁漱溟称自己是素食的，有一二样蔬菜就行，毛泽东知道后，就大声传话：“我们也统统素食，全用素，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梁为此很激动。在席上，毛泽东告诉他：“梁先生，我也吃过素，那是在长沙，路过一个小馆子，看见宰羊，其状甚惨，从此吃素，不过后来回湖南又吃荤了。”粱漱溟觉得和主席感情融洽，以后，每一二个月就有一次交流，两人都共进素食。
“无我为大，有本无穷”，这是梁漱溟常常题赠别人也是勉励自己的箴言。这是梁漱溟1954年春初住进北京医院写下的在佛前顶礼的《发愿文》。他为何发此深宏大愿表示忏悔？是因为梁漱溟数次直言进谏毛泽东有关。毛泽东批评梁漱溟的话中有一句话是：“蒋介石杀人用枪杆子，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笔杆子杀人比枪杆子还厉害。”此话足可说明梁漱溟在中国文坛上之知名度及在社会上的影响。
自1953年梁漱溟与毛泽东的那场争论后，他与毛泽东不再交往。30年后，当有人问及梁漱溟对这段公案的看法时，已经90高龄的梁老仍意味深长地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指毛泽东)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1953年9月以后，他的全国政协委员照当，工资照发，也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处分。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反右”运动，在这场被毛泽东艺术化地称之为“引蛇出洞”的阶级斗争中，全国有55万人成了牺牲品，被划为“右派分子”。由于梁漱溟闭门思过，一言不发，也躲过了1957年的“右派”帽子。此后，他的生活是在政协上班，搞自己的学术研究，看书写作。他退休后还勤于笔耕，晚年继续著书立说撰写《人心与人生》。90高龄时还到大学里讲座而传为佳话。
梁漱溟是个长寿之人。他的长寿与信佛吃素有关。他从20多岁就吃素，坚持素食70余年。他平时用餐，除了鸡蛋、牛奶外，其他荤腥一律不沾；但他并未出现营养不良的问题。30岁以后，他的身体愈发结实，体质、精力旺盛。建国初期，在一次公宴上，毛泽东走到梁漱溟的座席前，见他只吃素食，又不饮酒，笑着说：“梁先生坚持食素，清心寡欲，定长寿也。”
1987年，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成立时，94岁的梁漱溟第一个即席发言，他说：“我是一个佛教徒，从来没有向人说过，怕人家笑话。一个人有今生，有来生，有前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一个禅宗和尚！”此话道出了他的肺腑之言，终生与佛有缘。1988年6月22日，95岁的梁漱溟在北京逝世。
梁漱溟是个通今博古、学贯中西、融儒佛为一体的大学者。他著作等身，主要论著《乡村建设理论》、《东方学术概论》、《儒佛异同论》、《人心与人生》等，在学术界影响极大，是我国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
